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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3月09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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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讯】作者薛国中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整理旧作兼具新篇,整理成《续编》一书。上至春秋战国,下至明清之际;远及欧洲黑死病,近及新航路开辟。围绕近代化,就中西发展过程中的若干问题,特别是经济史问题,进行了探讨。
《逆鳞集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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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作者:薛国中
出版时间:2017年01月
内容简介
继前集《逆鳞集:中国专制史文集》后,作者整理旧作兼具新篇,整理成《续编》一书。上至春秋战国,下至明清之际;远及欧洲黑死病,近及新航路开辟。围绕近代化,就中西发展过程中的若干问题,特别是经济史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如下论点:历史科学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违反自然规律必遭天谴;儒家政治思想是正能量;明清之际中国农业有近代化因素;欧洲“价格革命”源于粮食不足;诸葛亮不是杰出的军事家,修正了我们对一些传统史实的认识。
著者介绍
薛国中,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1949年考入武汉大学,1951年参加朝鲜战争,1979年前后应学者吴于廑之邀,重返武大任教,主要从事世界史基础研究工作。曾参与编撰《世界史》等高等学校教材。晚年专心致力于中国专制主义历史和近代民主化进程的研究。近年著有《逆鳞集:中国专制史文集》。
精彩书摘
辨中外异同:中西社会历史之比较
(节选自《逆鳞集续编·历史科学使命》)
司马迁生活在公元前2 世纪,当时人们的“天下观”是很狭小的,只限于华夏及周围“四夷”(少数民族),既不知在以中华为核心的东方文明圈之外,还有中东范围内的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南亚的印度文明,更未料到其后有以希腊、罗马为先导的西方文明圈,所以当时只能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不可能产生对中外文化,尤其是对中西文化历史之异同作比较研究的理念。其后两千多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展现出世界全局,人们的视野扩大了,如今的“天下观”是对全球地理、民族、国家的分布、风土民情、历史现状和世界文明有全面的认知。后世出现的一切,非前人所能预知。今天,作为历史科学的工作者,其历史观应包括对整个人类活动的了解和理解,应有对全人类历史文化进行比较的理念,才能真正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因此,有“辨中外异同”的必要。“辨中西异同”是其中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篇幅有限,力所不及,难以做全面而清晰的说明。窃冒续貂之讥,就古今社会发展中西历史之异同,提出几点粗略的思考,企补先人之未及,与世界同仁切磋。
人类社会发展的中西异同。人类本是同源,无论居住何处,生存欲望和对物质生活资源的需求完全一样,其社会都经历过相同阶段。摩尔根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蒙昧时期、野蛮时期、文明时期。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即通常所谓的原始的氏族社会时代,这些是人类社会相同的方面。原始氏族组织“在整个古代世界,这些组织到处流行,遍及各大陆”,“给我们显示了人类的一种时代最古、流行最广的制度。无论亚洲、欧洲、非洲、美洲、澳洲,其古代社会几乎一律采取这种政治形式”。氏族阶段,在中国大概是司马迁《史记》中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时期,在西方则是“荷马史诗”时代。因为都是口耳相接的传说,无文字记载,其年代亦不可考,动以千万年计。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歧异渐大,但也是限于氏族社会解体至资本主义制度出现。在这有限时期,西方出现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和蛮族(日耳曼族)的封建社会,从17 世纪英国光荣革命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日后由于科学的进步,交通发达,交往频繁,人际关系更加紧密,相互的差距日渐缩小,至于大同。——这是历史同一性与多样性的总和。
如今学界认定,所谓全人类历史发展的五阶段论不符合人类历史的实际。中国的历史学者据此对中国历史进程进行分期,断定夏商周三代为奴隶社会,将其后从秦朝至清朝中叶定为封建社会,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即半资本主义)社会。其实,马、恩并没有为整个人类社会定出任何发展序列。马克思说过,人类的历史“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几个时代”。这话主要是针对欧洲的历史而言的,而且首先把亚洲(主要是中国和印度)排除在外,这就表明他并没有做出全人类历史发展完全一致性的判断;更须注意的是,他在《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严正声明道:“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 会给我过多的荣誉, 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这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对欧洲历史的观点当作对全世界历史发展总规律的观点。要概括全人类或全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必须要对全世界的情况,至少是对一些主要民族和主要国家(例如亚洲是中国和印度)有深切了解,决不可以偏概全。当时马克思对严密封闭的中国的情况知之不多,不可能做出什么全局性的分析判断。中国史学界把欧洲历史发展状况套用于中国的进程,显然是主观臆断。
欧洲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与欧洲不同,中国根本没有奴隶社会,而是由原始社会径直进入封建社会,夏商两代是直接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相当于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时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公元前3000 多年的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 年)是封建制度完备时期,东周(公元前770—前256 年)是衰落时期。欧洲封建社会始于5 世纪,与中国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时间差距,历史就是这样,用不着惊奇。中国自公元前221 年秦王朝建立以后,一直是专制主义社会,长达两千余年,这是中国历史的特点。现在人们常把封建与专制混为一谈,合称为“封建专制主义”,这是不科学的、绝对错误的,切望改正。专制制度是一种人治的政治制度,西方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过专制统治时期,但为时不久,也不及中国完备、严厉。硬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规范一律,否定各民族、国家的差异,是典型的教条主义。
法治与人治。法治是现代社会阻挡不住的大趋势,法治的核心是宪法,它确定国家的性质,领土范围,政府的组织和职能,官民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等等,是全国执政者(官员无论大小高低)和所有人民都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按此准则治国;再根据宪法原则,按社会需要,制定各方面的法规,构成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法律体系,是为法制。宪法的价值在实施,切实而真正的实施宪法是为宪政。宪政才是真正的法制,是真正民主的标志,否则虽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也只是一纸空文。国家政体按宪法原则实行“三权分立”。三权分立并非资产阶级的首创,早已有之。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政体,政府权力分为三个部分,这三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平等的:第一是酋长会议;第二是阿哥腊,即人民大会;第三是巴赛勒斯,即军事总指挥官。“酋长会议是在氏族组成之前就产生了的”,“阿哥腊始见于荷马和希腊悲剧中”,这时也是原始社会时期。“拟定公务措施方案的大权属于酋长会议,拟定之后,提交人民大会(阿哥腊)听候批准或批驳,人民大会具有最后决定权。阿哥腊的功能仅限于这一项行动。它既不能提出议案,也不能干涉行政;但无论如何它是一种实际存在的力量,显然足以保障民众的自由。”由此可见,三权分立是氏族社会的遗产,把它视为资本主义的产物,完全是历史的误解。
西方自古及今就有依法行事的传统,最初只是依据不成文的习惯法,后来有成文法。如希腊于公元前624 年有德累科厘定的成文法,公元前594 年有梭伦的成文法,公元前509 年有克莱斯瑟尼斯的成文法。这些立法为希腊从氏族制度的社会转变为国家奠定基础。公元前450、451年,罗马人制定法律十二条,分刻于铜板,称为《十二铜表法》,它确定奴隶制度、私有制、公民(自由民)平等、限制了贵族特权,保护平民的利益,等等。内容庞杂,包括民法、刑法和诉讼程序,基本是习惯法的汇编。这部大法对后世欧洲的立法有很深的影响。中世纪1215年,英国贵族与教会联合平民,制订了著名的《大宪章》(The Great Charter ),英王约翰被迫签字认可。《大宪章》保障了贵族的利益和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也确立了一些英国平民享有的权利,实行自由贸易,国之大计由议会决定,王权因而受到了限制,等等,这是人类历史上迈向君主立宪的第一步。近现代无论是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制定有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高于一切权力。
中国古代没有宪法意识,西周有《周礼》,唐代贾公彦《序周礼兴废》及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称:传说为周公姬旦所作,经孔子修订,而有考证谓战国时代作品。《隋书·经籍志》云: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后为西汉戴德、戴圣叔侄删改,云云。即或是后代人所作,也必有原始档案为依据,而不可能是臆想杜撰。《周礼》中规定了周王朝的各种官职及其任务、与庶民的关系、财政制度与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各诸侯领域大小、天子与诸侯的关系,等等。“何谓礼,纪纲是也。”“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国语·晋语四》云:“夫礼,国之纪也……国无纪不可以终。”“礼以纪政,国之常也。”由此可见《周礼》具有宪法意义,惋惜未能实施。直到两千年之后,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这才制定出中国第一部宪法《临时约法》,然而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这部《临时约法》成为只供人参观的历史文物。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法制传统,而是只有专制主义的传统。
中国自秦代始就进入长期的专制统治,实行人治。历代皇帝总揽国家大权于一身,一言九鼎,专断独行。他们也有法,如秦有《秦律》,唐有《唐律》,明有《明律》,清有《清律》等,都是刑法,是统治人民的工具,是故国外学者说中国是“有律无法(宪法)”,此话信然。律就是戒律,是惩治百姓的具体条文。这种法治,与民主制的法治南辕北辙,是地道的人治。人治中最恶劣的是专制主义的统治,“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中国近代化问题。现代许多中外学者,都断定中国在16—17 世纪(明清之际),或者西方工业革命之前,是经济先进的国家,其GDP 居世界第一位,言必有据。就已知的史料看,此时中国无论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的确非常发达,尤其东南沿海几省,大量出产生丝、绸缎、瓷器、棉织品、茶叶、药材等物,作为商品内销于国内广大市场,外销于海外各地,远及欧美。与此同时,欧洲正处于近代化早期,一些滨海的西欧国家正忙于经营欧亚海上贸易,葡萄牙、荷兰、英国相继建立东印度公司,大量船只驶往亚洲,将东方商品,主要是中国出口货物,运往西方。但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还拿不出受亚洲欢迎的产品,只能用从美洲获得的白银来填补对亚洲的贸易逆差,中国由此赚得大量作为国际通行的货币白银。据统计,全世界输入中国的白银数以万吨计,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远远多于世界其他任何地区和国家,因称中国为“世界第一银窖”,世界白银的第一“秘窖”。亚当·斯密赞叹道:“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得多。”“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随即他又不无惋惜地说:“但在今日(按指18 世纪中叶)中国的情况下……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他们自己。”应该说,中国不仅跨进了近代化早期的门槛,而且具有自己产业革命的可能。不幸,中国渐渐落后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究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受专制制度的制约,闭关自守,政府自己不经营海外贸易,还严禁民间的海外贸易,“寸板不许下海”,称海外中国侨商是“自弃王化”,“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均应以“盗贼”论处。第二,民间海商虽有从事海外贸易的积极性,且有强大的资本,但都是各行其是,没有像欧洲商人那样组织成团体(如贸易公司),又没有政府的保护与支持,在海外的商战中难以与西方海商抗衡。
欧洲海外拓展者,首先是一些滨海的小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以前还有意大利的滨海城市威尼斯、热那亚等),本国物质资源有限,具有向海洋求生存、谋发展的强烈要求。中国东南部虽临大海,但与大洋远隔,基本上是个内陆国家,当权者满足于“地大物博”的国内市场,眼光狭小而短浅,缺乏海洋意识;虽有能力远航,如15 世纪郑和七下“西洋”,跨越印度洋,远及非洲东海岸,但只是出于政治的目的,毫无经济意义。海洋意识的淡漠,不仅限制了当时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好机遇,而且给后代留下领海及其岛礁的争议,深为憾事。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这部伟大著作的最后,写下他深切的愿望:
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应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和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知识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争取实现摩尔根的愿望,实现世界大同而奋斗!
(本文编辑 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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