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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俞晓群专栏】“师父”一词,容易让人想起电视剧《西游记》,三个徒弟加上一匹白马,面对唐僧一口一个师父叫着,被导演弄得怪声怪气,亲近与尊敬中夹杂着嘲讽。到周星驰《大话西游》,那一曲“ONLY YOU”,师父的形象彻底完蛋了。
《大话西游》剧照
今年过春节,世风有些变化,称我“师傅”的人突然多起来。那天海豚社办主任小D来电话,开口就叫“师傅,新春快乐!在家待得闷吗?多出来走走。”当时把我叫懵,还以为他打错电话,怎么社长也不叫了呢?
记得二十多年前,有专家提议把出版搞成一门学问,许多大学纷纷开办出版专业,毕业生一茬接着一茬,专业教材出不少,优秀人才也出不少。但我却渐渐悟出一个道理,出版是一个经验产业,他最需要两个传承:一是内容方面的文化传承,一是经验方面的师徒传承。我身体力行,三、四十岁开始追随陈原、沈昌文先生学做出版,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海豚出版社编书不少。还写不少文章,包括专栏“晓群书人”,后来结集出版《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文章《陈原,我们的精神领袖》《谁是我们的导师?》和《永远的追随者》等。积年累月,一晃三十六载,终于把自己熬成一个渐老的守望者。前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徒弟》,回忆我追随师傅的时候后有来者,一些晚辈同道纷至沓来,接续文化志向。我在文中没写“徒弟”的真实名字,从小A到小Z散散落落,没想到惹下祸患,对上号的、对不上号的年轻人都来调侃我,一口一个“师傅”叫得我心慌。
静夜闲思,除职业称谓,我获得尊称无外乎四种:老师、导师、师父和师傅。
称“老师”大多是对职业和年龄而言,说明不了什么。
称“导师”就有些门道。前些年招聘编辑,有一位小W,她说读研时是我的学生。回忆起来,我确实在那所大学做过兼职教授,招生简章“导师”一栏中有我的名字,我却从未给学生上课,好生惭愧。遗憾的是我这坏毛病至今未改,一生性情,喜好静默,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师父”一词,容易让人想起电视剧《西游记》,三个徒弟加上一匹白马,面对唐僧一口一个师父叫着,被导演弄得怪声怪气,亲近与尊敬中夹杂着嘲讽。到周星驰《大话西游》,那一曲“ONLY YOU”,师父的形象彻底完蛋了。
至于“师傅”一词,当代使用最普遍,尤其是工厂,师徒之间都用这个词。
翻阅典籍,这四个词都有来历:
老师——《史记·荀卿传》写道:“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金代元好问《遗山集》中有诗云:“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儿,属句有夙性,说字惊老师。”另外明代科举,亦见称考官为老师。
导师——佛教语,指引导人成佛之人,佛菩萨的通称,又指唱经者。《法华经·序品》写道:“最后天中天,号曰燃灯佛。诸仙之导师,度脱无量众。”还有宋代赞宁《大宋僧史略·国师》写道:“导师之名而含二义,若《法华经》中,商人白导师言,此即引路指迷也。若唱导之师,此即表白也。”
师父——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写道:“咸通中有幻术者,不知其姓名,于坊间为戏。……其人乃谢诸人看,云:‘某乍到京国,未获参拜所有高手,在此致此小术不行,且望纵之,某当拜为师父。’”
师傅——《谷梁传》昭公十九年写道:“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史记·吴王濞传》写道:“吴太子师傅皆楚人。”
对于导师或师傅的认识与选择,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其实芸芸前辈,彰明昭著,究其生活智慧,各有不同。他们的人生经验,有些可以学,有些不可学,有些一定要学,有些学不了。对我们而言,自然要结合自己的天资,结合自己的性情,结合自己的人生态度,结合自己的志趣,有所取舍,有所将就。我前些年说过,要学张元济做人,学王云五做书,学沈昌文做事,延伸下去,还要学胡适做学问,学陈原做文章,学范用做书人,学钟叔河做杂家。他们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我们能够取其所长,避其所短,从中获取一二心得,都是一生的幸事!”
这里面我提到七个人:张元济、王云五、胡适、陈原、范用、沈昌文和钟叔河,他们都是我一生中值得学习与追寻的人物,只是各有侧重不同。
学张元济做人,今人有称“张元济不可追”,可见其一生高风亮节,堪称完人。此处仅举一例:戊戌变法时,张先生作为六品朝官,他与康有为被光绪皇帝先后召见,讨论新政。变法失败后,张先生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他一生牢记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街头的惨象,将那条“处分”作为人格尊严的界碑。后来朝廷下令,为张先生官复原职,他拒绝;张百熙推荐张先生为邮传部参议,还有外务部、学部、度支部诸职,他拒绝;宣统年间,袁世凯请张先生出任学部副大臣,他拒绝;民国时期,熊希龄请张先生出任教育总长,他拒绝;一九四九年一月,李宗仁登门拜访,请张先生出任国民党谈判代表,去北平与中共谈判,他还是拒绝。自上世纪初始,张元济投身上海商务印书馆,直至终年,从而开辟中国现代出版先河。
张元济先生
学王云五做书,单说王先生出版文库版图书。他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四年间,在商务印书馆推出两辑“万有文库”,共四千余册。一九六六年,年近八十岁的王先生,又在台湾商务印书馆推出“人人文库”, 每月出书二十册,面向青年,定价特廉,一直出版到一九七四年,一共出版了一千五百多册。从数量到质量,直到今天,在文库出版的意义上,国人仍无出其右者。
王云五先生
学胡适做学问,我敬佩胡先生不足三十岁时,大胆提出“截断众流”的观点,以及重写中国文学史和哲学史的才气与勇气。早年读顾颉刚《古史辨》,顾先生回忆在北大听胡适教授讲课,那时胡先生只有二十七岁,辟头讲“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骇得一堂舌挢而不能下。”顾先生对同居一室的傅斯年说:“胡先生讲得的确是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不去听一听呢?”傅去听了,也是满意。
胡适先生
闲读《胡适日记》,每见其卓越学识。像他给张元济写的《对于商务编译所的意见书》,实为中国现代出版开辟草莱之言。另外我近年出版童书,见到胡先生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日记写道,自城外回来,坐在公共汽车上,续写下前日未写完的诗歌《希望》:“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正是经典流行歌曲《兰花草》的原作。
学陈原做文章,他首先是一位出版家,又是一位语言学家,还是一位专栏作家。比如《读书》之“在语词的密林里”,《万象》之“重返语词的密林”,作者尘元,就是陈先生。当年陈先生告诫我:“走商务印书馆的路,至少需要二十年的努力。”世事变迁,我做出版诸事蹉跎,但“走陈原的路”,按照他那样的模式做出版人,却是我一生的实践。虽然我知道,陈先生的才学是“一个通才的绝唱”。
陈原先生
还有学范用做书人,学沈昌文做事,学钟叔河做杂家,都不是泛泛之谈。比如范先生设计的书,从题目到内容,再到封面、版式,面面俱到,多有上品显世,称其为“书人”,名至实归。沈先生做事降低身段,甘当服务生,甘当知道分子,被王蒙先生赞为“京城一宝”,为我们带来欢乐。钟先生“两支笔”的观点,“学其短”的见识,“面向世界”的勇气,都是我们学习的无尽源泉。
范用先生
沈昌文先生
钟叔河先生
这些好听的故事一时说不完,只待另文描述。
本文首发于2017年2月13日《辽宁日报》
(本文原载于:2017年2月13日《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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