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有句话说：“如果你爱他，请给他看《尤利西斯》，因为那是名著；如果你恨他，请给他看《尤利西斯》，因为那是天书。”而如果你想回到1904年的都柏林，想体验布鲁姆的一天，陈丹燕的最新力作《驰想日——<尤利西斯>地理阅读》也许是你的不二选择。

20世纪的欧洲文学经典《尤利西斯》，被很多人称为“天书”。陈丹燕说：“我是个外国文学课的好学生，课上老师指定的长长书目，只有《尤利西斯》我一直没完成。这本语言多元、用典广泛的文字高峰，我已有的语言功力显然不够用，我想这就是自己多次试图读它，但到底读不下去的重要原因。这是一部有语言与知识傲慢的书，就是因为傲慢，它一直刺激着我阅读的欲望。”

于是从2007年到2013年，她4次背着厚厚的三卷本的《尤利西斯》前往爱尔兰，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每一次的旅行都为她的地理阅读再发掘一些可能性：一路走，一路读《尤利西斯》，然后回来写读书笔记。再去，再看，再写。年复一年。最终旅途中的驰想和遐思与《尤利西斯》碰撞交融，从而产生了《驰想日——<尤利西斯>地理阅读》一书。

“我觉得像我这种欧洲小说爱好者，能够想到的最疯狂的方式就是我带着书到这个地方去看，看完再写一本读书心得。”在交流会现场，陈丹燕感慨说，“我觉得，我很对得起我从七岁开始看欧洲小说这样的人生。”

地理阅读：在“布鲁姆日”穿行过1904年和2013年的都柏林

《尤利西斯》的作者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乔伊斯曾说，如果有一日都柏林被炸毁，人们将可以根据他作品中对都柏林的诸多描写分毫不差地重建它。实际上，作家一直喜欢把虚构的故事放在能用尺子量的真实环境里。而陈丹燕也正是通过这些蛛丝马迹，为我们几乎分毫不差地还原了一个真实《尤利西斯》中的都柏林。

作家和批评家李庆西认为陈丹燕有一个本事，那就是文字特别漂亮。“陈丹燕的文字一是很感性，当然感性是女性作家的一个特点，但是她又能微妙地抓住原著里一些很实在的东西，这是理性层面的东西。”谈到陈丹燕的地理阅读时，李庆西说：“地理阅读的可能性，我觉得取决于原著要提供比较详细的地理描述，而《尤利西斯》正是这样的作品。”

6月16日是一年一度的“布鲁姆日”，这是为了纪念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创设的一个节日。都柏林这座老城，有关于《尤利西斯》的一切的详细索引。2013年的这一天，陈丹燕参与了大约20小时的布鲁姆日。她遇见迎着乔治教堂的晨光去买羊腰子的“布卢姆”，与穿着灰蓝色短大衣的“舞蹈老师”前后脚经过一家鲜肉铺，而长裙飘飘的“诺拉”在红砖墙下倏然而行……

“地理阅读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多了一维空间，不光是你看书，书在心里面发酵，还有一个地理上帮助，《尤利西斯》里面有许多关于气味的描写，关于食物的描写，关于光线的描写，现在可以在那个地理位置上准确找到。坐在相同的光线下面，听爱尔兰人民讲带一点口音的英文，恍惚就置身于1904年的都柏林。”就这样，踏着主人公布卢姆在1904年6月16日的漫游足迹，陈丹燕在2013年的都柏林完成了这一场漫长的深度阅读。

这种深度的地理阅读并非人人都可以进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爱尔兰文学研究专家戴从容老师认为，地理阅读只能由诗人来进行，因为在诗人眼中没有普通的事物，任何一件他人看起来的寻常事物，诗人都可以追溯到复杂的文化、遥远的历史，进而赋予诗意。陈丹燕老师正是这样的诗人。

“陈老师是以诗人的视角阅读外部的世界。坦白说，虽然我们出国旅行，但是很多地方对我们来说依然陌生，你走过这个地方，但是你没有跟他对话，世界没有发出它的声音。而陈老师每到一个地方，她都会追根溯源，同他对话，探索当时当下的情境。”

同样参加过一次“布鲁姆日”的包慧怡说：“我很佩服陈丹燕的毅力和体力。”当天，24小时的活动从早上八点开始，每两小时换一个地方。“大家移动的时候也会经常有些混乱，所以很容易就跟丢了。我本来也是想要跟着大部队，但是不知道怎么，那天全程都有好多自发的庆祝活动，最后就走到一家肥皂店，在那买了一块儿香皂，还是100年前的配方。等回过神来，我就跟丢了（大部队）。”

包慧怡老师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她已经读完了《驰想日——<尤利西斯>地理阅读》。“陈丹燕四次去到都柏林，每次都有些转瞬即逝的灵感和觉悟，看风景的视角、看到的风景，都和长期居住在那儿的人不同。”她认为此书带有很深的个人印记，这也是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她心里有张幽灵地图，虽然建筑物还在，虽然还能看到穿着1904年衣服的人行走在街道上，但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也许可以保存一个幽灵建筑城市外在的部件，可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什么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内在的状态是什么样。”

无形的精神世界与有形的地理世界融会贯通，早已逝去的时光与靠文字创造出来的人物在新旧斑驳的城市里栩栩如生。《驰想日——<尤利西斯>地理阅读》就是一座穿越时空的文本迷宫，作为读者再次经历的时候，一定会形成二次的建构性漫游。

“单调”的都柏林和“乏味”的《尤利西斯》结合起来，立刻蜕变成全世界最棒的文学旅行，这就是地理阅读的魅力所在吧。正如陈丹燕在文末所说：借助地理给予的优势，真正设身处地的阅读，这大概是读书的高境界了吧。

世界主义者：乔伊斯与叶芝、乔伊斯与鲁迅

陈丹燕回忆起布鲁姆日当天的情形时，她说“有些美国化的现象”，参加活动的好些人好多都是美国口音，有美国中西部的老师很多。

戴从容也同意这个观察，她表示实际上在美国移民中爱尔兰人占非常大的比重，但现在在爱尔兰本土，研究凯尔特语、坚持爱尔兰文化的人很少。“我曾经在乔伊斯的家乡学校找到了专门研究乔伊斯的学者，他们表示自己也并不会爱尔兰语。”

戴从容为这个事情纠结了很久，也买了爱尔兰语法书和词典，想要专门学习爱尔兰语，以便自己对乔伊斯的研究更深一步。后来她逐渐想通了，“因为在乔伊斯的那个时代，乔伊斯是不跟着爱尔兰文艺复兴走的。他是个世界主义者，他用更人性的眼光来看都柏林。我明确要写都柏林，要写民族的东西，但民族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的东西。他非常大胆地把整个的，包括孔子的故事，基督的故事，古埃及的故事全都放在一块儿。”

“实际上，乔伊斯认为我们所有的文化、生活是相通的。”

“乔伊斯把布鲁姆作为犹太人，其实我认为他的隐喻就是爱尔兰人像犹太人一样是没有家园的，因为家园已经因果化了。但是并不是失去了地理上的故乡这个民族就不可以生存。就像犹太人漂泊各地的人可以生存一样，爱尔兰人如果没有争取到一个地理上的故乡，也是可以靠他的精神生存的。我觉得这也是乔伊斯非常仁慈的地方，真正仁慈的作家是不回避人类的弱点。”

居住在爱尔兰的包慧怡从地理位置上分析了爱尔兰作家的身份认同，她认为爱尔兰的作家一直有一种岛屿经验和世界经验之间的一种对立以及反刍，而且这个反刍是双向的。由于爱尔兰处于欧洲的最边缘，加之人口较少，经历过长期的充满血泪的历史，因此，他们急于想要从过去的语文学家刚刚翻译过来古爱尔兰语巨大的宝库里面建筑一个民族性。

“叶芝晚年在欧洲度过，但和爱尔兰本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最后遗体还是由爱尔兰的海军运了回去。所以说叶芝之类的诗人、作家、画家等，可能地理层面上离开了爱尔兰，但实际上一直把爱尔兰这张名片放在身上，到世界各地出示这张名片。乔伊斯也在这样做，但方式不一样。”

陈丹燕则认为，比起叶芝，乔伊斯更不容易。叶芝是个民粹主义者，乔伊斯是个世界主义者。在全世界都同情爱尔兰独立的心愿时，民粹主义的作家最容易成为符号，因此被同情与爱戴。但乔伊斯却纠正了全世界泛滥的感情，他正告人们，将爱尔兰文学当成文学来尊重，不要当成宣言来支持。乔伊斯拒绝成为陈情或者反抗的符号，他是一个极为警惕与冷静的作家，而且骄傲。而且，他对文学有至高的信仰。鉴于他对天主教坚定的反感，即使母亲死在床上，他都未能妥协，他所具有的信仰会坚持它的原则与纯度。

陈丹燕又把乔伊斯和鲁迅进行了比较。乔伊斯和鲁迅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人性有巨大的悲怜，写作都是为了锻造民族良心，“我觉得乔伊斯比鲁迅聪明的地方是他在爱尔兰文艺复兴时就离开了本土。不离开本土，他就一定会被卷入文艺复兴。但乔伊斯说我走，去法国，我情愿当一个英语老师，也不愿意在爱尔兰待着，所以他才有能力和时间把《尤利西斯》写出来。在这一点上，他比当时那些参加爱尔兰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和作家为世界和爱尔兰带来更大的贡献。”

“我就想，如果鲁迅那时候不在上海待着，就跑去日本镰仓好好住着，把《阿Q正传》写长那就好了，但是他顾着吵架了。另外，乔伊斯也比鲁迅自私，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天才，所以他不浪费一分钟在庸常的事情上，他要求朋友们接济他，保护他，并且他认为这都是应该的，这是他的聪明之处。”

陈丹燕感慨说，慢慢年纪大了，不太喜欢非常澎湃的激情。“对于民族复兴，激情其实不怎么管用，真正管用的是《尤利西斯》，现在大家都会跑去都柏林好好看。

叶芝，鲁迅，童年的赛璐珞娃娃，1970年代上海某大礼堂中的拉歌比赛……作家在《驰想日——<尤利西斯>地理阅读》信手拈来的意象，让人在1904年的都柏林，2013年的爱尔兰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上海中肆意穿梭。

城市状态：怎样阅读城市？怎样书写城市？

乔伊斯把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作为现代都市的代表，通过他的名著《尤利西斯》，使这座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小城与历史上的雅典、佛罗伦萨、巴黎一样，成为世人永远膜拜与向往的艺术圣殿。

李庆西老师表示，《尤利西斯》的人物设计很有意思，主要人物只有三个，次要人物一百来个，这些人物贯穿了主人公在都柏林这座城市漫游的一天。

戴从容老师说，其实《尤利西斯》所描写的1904年的都柏林不过是一个人口十多万的小城，直到今天，整个都柏林市方圆也只有250平方公里，市区人口50万左右。“当时米兰·昆德拉就提醒读者说，那个时候100个人里面才有一辆车，不像我们现在，但是那个时候的噪音已经足够让作家无法忍受了。乔伊斯对他对城市的感觉是最敏感的，城市的把握及描写非常到位。”

“今天，我觉得像中国的现代主义作家在写城市的时候就离不开霓虹灯、跳舞场，就是非常标志化的东西，而城市对我们来说是个巨大的迷宫，这个迷宫实际上是要我们自己去阅读的。”

尽管怨恨着他的诞生之地，在乔伊斯一生的辗转迁移中，都柏林始终是其最魂牵梦绕的地方。

乔伊斯对城市的把握极其细致，笔下的都柏林，就如同和她相仿的其他城市一样，有着那种“小气的大城市”专有的一切。在那样的城市里，行走的人们不会觉得孤独，生计琐事的疲乏，和让这种疲乏加大扩散的各种城市娱乐活动把他们填得满满的，热热闹闹地自满着欢笑着，无暇顾及其他。没有孤独感的城市，便不会让他们懂得思考。思考者反而成了这些城市之中的怪物。

通过乔伊斯那敏锐的观察力揭示出来的有关都柏林的城市和人们的精神状况，也可以说是全人类，尤其是现代社会城市人的精神状况。

超凡入圣：文学最大的魅力

戴从容表示，曾经有过一个人问自己，如果乔伊斯活在世上，你会不会嫁给他？她觉得不能嫁给他，他以自我为中心，但要做他的红颜知己。“他的妻子真的是了不起，那么多年没有跟他离婚，实际上在乔伊斯死了以后没有给她留下什么财产，最后她不得不把结婚的时候乔伊斯给她的画卖掉，她最后在疯人院里面死了，她为乔伊斯贡献了一切。”

“我觉得天才就像黑洞一样，汲取很多人的生命来营养他们，他们太光芒四射，你就是供养他们的养料。”陈丹燕如是说。

现实中的乔伊斯是一个通过小说方式超凡入圣的人。他的生活很平凡，甚至很琐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甚至比平常人还要糟糕一点，但奇怪的是，他的创造性的写作，使他的平庸琐碎的生活内容进入小说形式之后，尤其是《尤利西斯》，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形式，变得超凡入圣。戴从容认为这才是文学最大的魅力。“为什么我们需要文学？就是因为它能够把我们的生活变得不那么的斑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