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号称国内奖金最高的文学奖“海南奥林匹克花园长篇小说大奖赛”因“百万大奖”引发各界关注。除巨额奖金外，地方文学奖在题材上过于强调地方宣传而忽略了文学标准，成为人们最大的诟病。有专家指出，一些地方文学奖评选，对地方过度乃至偏颇的宣传，已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审美，文学奖实际上已被商业和政绩所“绑架”，与文学无关。

    近年来，文学有些寥落，但文学奖项却在逐渐增多，除全国性、行业性以及一些期刊类奖项外，地方性文学奖项也纷纷涌现，这本身对促进文学发展当然是好事。不过，一些地方文学奖项，因为设立者一般是商业机构或地方政府，因而更加强调与地方特色及行业、单位的宣传“挂钩”。很多获奖作品，字里行间充满了商业运作或政绩宣传，与真正的优秀作品可谓差之千里。

    地域特色与文学标准并不矛盾，很多时候甚至于还是文学的重要标准之一。文学史上，很多传世之作，都是地域特色鲜明的作品，比如说沈从文的《边城》、《长河》，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受戒》等。地方文学奖项强调地域特色当然可以理解，也未尝不可提倡，不过，有些奖项却有意无意地把地域特色庸俗化，把复杂的文学活动等同于简单直接的宣传，这个时候，文学奖就完全变了味。

    商业机构出资设立文学奖本无可厚非，甚至于还值得鼓励。不过，一些商业机构推崇的还是“文学搭台，经济唱戏”，这就与文学奖的宗旨本末倒置。从冠名来看，一些奖项不分青红皂白，各种房产、药品、白酒、汽车、景点等一哄而上，粗鲁而霸道，如“海南奥林匹克花园长篇小说大奖赛”就算一个典型。从过程来看，商业机构因为自己是出资方，便以商业活动中的“董事长”身份介入评奖环节，并在一些程序中影响评奖进程和结果。不时曝出的评选“内幕”常常让人云里雾里，只能从个别评委偶尔透露出来的一些无奈和不满中可以一窥端倪。从宣传来看，这些奖项往往设计出很多噱头，以博眼球。比如说，多数获奖作品奖金其实并不高，但一定要“精挑细选”颁发一个“巨奖”，从而制造轰动效应。看起来热闹非凡的文学奖评选活动，真正的兴奋点其实只是为了商业运作。

    另一个方面，一些地方文学奖成为宣传政绩的工具。地方设立文学奖当然是好事，不过，遗憾的是，一些地方习惯于以行政手段为文学奖项设立很多门槛和标准，一些小说直接讴歌政绩工程，成为某些地方政策的“传声筒”，小说的主人公甚至于以地方商贾大员为原型，塑造“高大全”的文学形象。一些小说，字里行间充斥着地方“名、特、优”，文学成了一件被人披着的外衣，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早已消失殆尽。有些作家“投其所好”，乃至于“量身定做”直奔奖项而去。这些获奖作品，一阵热闹过后，就寂静无声了，很难留得下来，也很难被人记住。

    有地方为自己辩解，文学强调地方宣传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其实，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要求作家深入生活、深入社会，关心民生疾苦，关注时代发展。作家不是为商业运作和政绩工程“喊好”，而是用自己的眼光，表达一个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体现一个作家的立场和情怀。真正的文学典型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不是“一对一”地挂钩，否则，这样的宣传作品即使书写当下，也只是“伪现实主义”。

    任何文学奖项，都应尊重文学标准，这样的奖项，才能够真正促进文学的繁荣，也是其生命力所在。行政手段和商业行为过度介入文学奖项，会严重损害文学的独立品格。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重视鼓励纯文学创作，并且有完备的文学资助计划。欧美等发达国家不仅有商业机构资助的文学奖项，也有政府机构设立的众多文学奖项。各个奖项之间也有区别，比如这个奖项强调叙事性，那个奖项强调民族视野等，但从来不会要求写作题材与某种具体的商业机构或政绩挂钩。出资方往往也不能干预评奖过程，而是委托专业机构真正按文学标准进行评选。所以，针对当下那些偏离了正常轨道的文学奖评选，当务之急，是希望它们真正按文学规律办事，让文学奖项回归文学本身。（贾梦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