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发展，与其他学科一样，是人类智慧发展的过程。不同观念激荡辩争，智慧才会得到磨练。推动学术前进的，是对真知的不懈追求，对前辈学问质疑的勇气。

    二十世纪初，法国的一些历史学者囿于传统，只知整理堆积材料，编年叙事，视野也停留在政治军事史上。1929年，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创办《年鉴》杂志，他们批评传统学者视野狭窄，将目光投射到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底层人物的心态上面，提出了著名的历史“长时段”的概念。这场史学运动在第二代领导人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带领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影响力的顶峰，并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启发。至今，年鉴学派第四代主要人物罗杰·夏蒂埃尚有相当的影响力，勒高夫也是该学派里长期活跃、高产的作家。

    年鉴学派倡导社会史与历史研究结合、引导学界更加关注社会史研究，这并非一种偶然。二十世纪初，人类学与民族学出现了长足的发展，重视人群生活方式、社会形态的变化，由此发展出的社会学科的新研究方法，影响到历史学领域自是必然。而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鉴学派的辉煌之后，英美的计量史学发展也渐夺声势。就整体而言，二十世纪的欧美史学发展都呈现出与各社会学科结合的趋势，年鉴学派的运动也是史学整体发展的一部分。

    不过，尽管年鉴学派大力批判传统政治史学，但后者并非一无是处。唯物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强调经济基础，不等于传统史学就看不到经济的基础作用。后者正是因为谨慎地对待经济基础决定论，才意识到不是所有事件的原因都能简单归结到经济基础的，有时候政治语言反而具有塑造人的群体意识和利益需求的功能，人类社会活动的复杂性不是简单线性的因果关系所能描述的。年鉴学派过于重视长期的社会结构，于是面对一些突发事件时，可能会有所忽略，或者强行将其纳入“长时段”的解释框架中，反而忽视历史的偶然性。

    即便是年鉴学派最值得称道的社会史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这一贡献，也遭到后来的新文化史学者的批评。新文化史学者认为，年鉴学派广泛应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将史学社会科学化，导致放弃对文本和人的关注。其实，年鉴学派的雄心，深深受制于材料的缺乏：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是试图完整展现人类社会的结构，然后再细致地描绘这个结构里人的活动。然而，历史材料的保存总是选择性的，再有洞见的历史学家，也难为无米之炊。比如勒高夫对“高利贷”的研究就有类似的问题。他通过解读大量文献还原当时人对高利贷者的看法：教会忧思如何拯救高利贷者，中世纪的民众也都敌视高利贷，同时社会经济又离不开它。但是，在这个生动的观念之外，对于高利贷和高利贷者具体如何生存和运作，勒高夫并没有提供多少见解。所以，年鉴学派在构建总体史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传统政治史学到年鉴学派，再到新文化史，在这样的学科发展背景下，读勒高夫的《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对其特点和不足自然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就总体而言，本书展现了年鉴学派史学思想经久不息的魅力：按文化主题分类的写法，很好地展现了历史的宽广；勒高夫的行文中，看得到他对探究历史总体发展动力的偏爱。关于欧洲中世纪文明的形成过程，勒高夫的描绘很好地表达了他的这一理念。他笔下的欧洲，是离不开周边文化滋养的文明，他展现了一个波澜壮阔而又各方面密切联系的历史图景，带领读者重新了解历史，也思考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