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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1日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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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法治周末》年度图书”是本报从一年来阅读版面书评、《周末书话》等栏目中评论、推荐的百余种图书中遴选出来,结合本报征文的"2011年私人阅读报告",经过编辑部的综合和推选,最终产生。
越来越多的人们在不同场合谈论这个时代。而我始终关心的是如何寻找安身立命的"中国经验"。和所谓"中国模式"截然相反,这个"中国经验"追寻的是达成一种基于真相和良知的文化。在没有更好的概念来表达我们的文化将来能形成什么样的精神内核时,通过"经验"的挖掘、梳理和积累才能培育起属于我们的真正精神,因为很多创造力往往依据经验而来。
2011年《法治周末》年度图书《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美]何伟著 李雪顺译、《春尽江南》格非著、《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金观涛 刘青峰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胡德平著、《资中筠自选集·感时忧世》资中筠著、《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雷颐著、《保卫社会》郑永年著、《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江勇振著、《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2010)》陈庆港著、《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杨照著。
今年10月,在《资中筠自选集》(5卷,《感时忧世》、《坐观天下》、《士人风骨》、《不尽人思》、《闲情记美》)首发式上,学者刘苏里回忆起七年前资中筠在一次讲座上说的一句话:“比起上一辈,章太炎、胡适先生,我自己就是一个野蛮人。”
资中筠说:“现在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有点招天下英才而毁灭之,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件事情常常使得我晚上睡不着觉,这是我忧虑的非常深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野蛮人”对这个时代的忧虑我们已经很难有创造力,但却将可能性的人才毁掉。
越来越多的人们在不同场合谈论这个时代。而我始终关心的是如何寻找安身立命的“中国经验”。和所谓“中国模式”截然相反,这个“中国经验”追寻的是达成一种基于真相和良知的文化。在没有更好的概念来表达我们的文化将来能形成什么样的精神内核时,通过“经验”的挖掘、梳理和积累才能培育起属于我们的真正精神,因为很多创造力往往依据经验而来。
整合出属于当下中国人的“经验”也是一种自觉。而这种自觉在民间社会、在中国人的精神个体中,已经普遍开始发育。
流离时空中的中国
最近,美国人何伟(中文名,原名彼得·海斯勒)要离开中国回美国考察写作,这之前他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他对中国的一个感受是“经常的、无情的、势不可挡的变化感”,他在中国的这种“变化感”中追赶,完成了关于中国的三部曲《甲骨文》、《消失中的江城》和《寻路中国》。《寻路中国》今年在内地出版时,一度引发人们的热议。
《消失中的江城》是何伟1996年至1998年在中国涪陵教书生活的记录。他通过他的学生了解了一个“流离时空中的中国”。当这本书出版时,他教过的学生已经分散在中国各地,其中他的一个学生威廉“在毕业后离开他偏远的家乡,就像中国各地一亿多个乡下人一样,他变成一名移居者”。当威廉再次回到家乡,“威廉那一代的人几乎都离开了,他的村子似乎毫无生气。”这种感觉在《寻路中国》中,何伟更加明确地看到了。从东海之滨出发,当他沿着长城一路走来,“在那些行将消亡的小村子里,我瞥见当地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消亡。”
2001年,何伟“希望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人们依旧在耕田种地,他们的生活节奏与农田时令合拍”。他可能想去看看中国还没有发生变化的“传统中国”是什么样子。他在北京怀柔找到了一个偏僻的村庄三岔村,并在那里租住下来。他断断续续在这里住了八年之久,一个传统村庄在八年间的变化缓慢地展开。
三岔村八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村庄从前工业时代的寂寞、封闭,一下跌落至工业时代最初的兴奋和途中的迷失里。又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故乡”沦陷了,而这只是中国无数个自然村中的一个,但“无数个”正在变成“这一个”。何伟直观地说出了他的感受:“他们(指中国农民)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
何伟同时去了温州,他对今天的中国人崇拜速度、急于改变感到惊诧。“我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渴望摆脱贫困,我对他们愿意努力工作,愿意适应变化怀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但是,如果这个过程来得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无数“自然村”的消失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何伟大概不会去探究什么结论性的东西。对他来说,那个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里奥帕德·范·兰克所说的中国,一个“永远停滞不前的民族”已经不存在了。“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国家站稳根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当下发生的“势不可挡的变化感”,对何伟来说可能仅仅是在增加他对中国某些地方怀旧和“乡愁”的浓度。但对生存于其中的中国人来说,每一个故乡的沦陷,都是一份漂泊的证据。
今年《天南》杂志的创刊号上有一组“特别策划”,内容为“亚细亚故乡”,主要关注亚洲地区的农村历史和现实以及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的社会运动浪潮。可以说,这与当下中国很多人的心理感受同步。主编欧宁说,他想“讨论文学如何开始行动,如何介入农村地区的逼人现实”。
现时,乡村养育出的知识人开始有了一种对故乡“舍我其谁”的担当。熊培云在岁末出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说:“任何人都可以思考中国的前途,但没有人能代替我回到这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庄。”他现在是个成熟的“乡忧”者,他所做的是“去寻找属于本乡本土的小历史”。
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像上世纪30年代的梁漱溟等知识分子发起的“乡建运动”,但在中国城市化过快发展,“空村”废墟、留守孤老、人与自然失衡的衰弱情景中,每一个乡村来的人无法安心。
正如何伟所言,“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的中国农民,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哀愁与迷失。在中国的农民身上,公平和安全感的缺失也已到了一种糟糕的程度。陈庆港潜心10年、深入中国西部农村完成《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2010)》让身处繁荣中的人们看到那些“糟糕的贫穷”。在云南、甘肃、贵州,在中国最贫穷的地方,那是一个由洋芋汤、点苞谷、拉砖块、打窖、挖矿、止痛药片、欠账单、失学,逃荒、疾病以及各种各样的意外死亡构成的贫困的第一现场。在贫困不动声色的侵蚀下,十四户家庭,十年生存,见不到一丝亮色,即使出门乞讨、打工迁徙也躲不过贫穷如死神一般如影随行。在当下中国的盛世光景中,不要忘记这里也叫中国。
从社会中挽救中国家庭
如果对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无法准确言说,那么可以用格非的《春尽江南》作具象体验。
《春尽江南》是中国30年来人们整体生活的一面镜子,一种小说式的“断代史”。格非用“三部曲”的方式探索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衍变,前两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写的分别是国民革命早期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春尽江南》直抵当下30年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活动场景,镜像般地映照了时代中每个中国人匆忙而凌乱的步伐。小说将当下时代弥漫的焦虑情绪和精神流失的社会浓缩到一个家庭中的不同个体身上:一对价值观念相背的夫妻(诗人谭端午和律师庞家玉),与这个时代脱节又紧抓不放的母亲,还有承载了上代人分裂的愿望和社会竞争压力的儿子。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1980年代的理想与伤痕,1990年代的世俗与功利,新世纪十年愈趋急功近利的“进步”价值,汇聚在一起,支撑起这个家庭的生活底蕴。噪杂、冲突与不知所措,让稳固的家庭生活难以存在。就像中国社会难以整合起一种共同的价值一样,这个家庭在和它横向联系的社会中勉为其难地存在着。诗人丈夫的无用、麻木和清醒,律师妻子投身物欲横流社会的焦躁、背叛和透支,儿子承受父母的对立和无时不在的考试竞赛而失去了童年的快乐,变得自私、孤独和早熟。最终这个家庭垮掉了,妻子在过度的焦躁和奔波中病逝。而当看到儿子在走过他妈妈的骨灰盒时那种倔强和孤独,丈夫面对这一切时的无能为力,周围人那种无法友善、互相竞赛和苟且的意识和观念时,一种人性冰冷的家庭和社会底蕴,呈现在我们站立的脚下,透彻身心。
重要的是,今天的人们意识到了这一切。格非说,这本书关系到怎么看待过去的这30年。对今天的我们,有百年的历史,有两个30年的历史,这几个历史中充满了太多的斗争,社会难以平静。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反过来看,可以说家庭的失败是社会某些方面失败的表征,因为社会是家庭的生态环境。《春尽江南》通过一个家庭的失败更为直接追问的是我们的社会。家庭沦陷、社会沦陷的阶级斗争年代过去了,在中国经济发展起来的现在,是需要建设社会的时候了。
郑永年近年来一直高声倡导“保卫社会”,他在《保卫社会》中呼吁政府应建立基本的社会制度,以保护人民的基本社会权利,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从而避免转型期的社会问题演化成为社会危机。如同狄更斯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盛世”景象;另一方面,资本和权力侵蚀社会也已到了相当程度。如果要进一步发展,就要坚决“发现社会”、“保卫社会”。
与格非直抵当下人们凌乱的生活状态不同,王安忆在《天香》里描述了一个安详、优雅的中国。“天香园”里的中国,充满了古典的时光、西洋的明媚、惜物用物的东方韵律、人情世故的熟稔,这个“中国”让人留恋,在每个中国人心底熟知,犹如每个中国人的“故乡”,但却是一个陈旧的梦。王安忆在今天为人们提供这样一种“断代”和“断零”体验,似乎在诉说当下中国人精神的飘零之感。而那个“天香园”,除了与之沟通起来的舒畅和快感,最后终了还是染了一身失落。在当下的中国描摹这样一个世界出来,是古代穿越今天的慌乱与哀婉,而不是现代穿越古代的兴奋与刺激。
读到阿乙的《鸟,看见我了》时,我开始喜欢这个描摹地方生活的作家。在平面如镜的虚幻时代,这种地方经验携带着那种逼仄的真实感撞碎镜面,还原给内心一种立体的真实。阿乙说:“我觉得我的文字稍许能打中部分人的心脏。”是的,他打中了我感觉中的地方的寂寞和苍凉。
历史天空下的“真相”追寻
作家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写道:“一个人的历史,哪怕是最渺小的心灵的历史,也不见得比整个民族的历史枯燥乏味,缺少教益。”所以这几年来我是如此喜欢听一个人的历史。因为比起宏大叙事中的归纳,他们离“真相”几乎没有距离。
今年的辛亥革命百年,让人们好好地过了一把整理百年历史的瘾。与宏大历史叙述相比,私人叙述和历史细节的挖掘成为人们追述和认识真实历史的重要途径。傅国涌的《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下)采用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口述、回忆录等史料来细察这场革命。这些史料既有那桐、荣庆、绍英、徐世昌、许宝蘅等官员的日记,也有叶圣陶、吴宓、徐志摩、陆澹安等学生的日记,还有宗方小太郎、内田顾一、计约翰等外国人的日记,另有大量英、日、法等国外交人员的书信,通过这些私人记录重现了有关辛亥革命的许多史实,在平静的叙事中感受那个大变革的时代。
学者雷颐同样没有用某种严格的学术思维和宏大叙事来讲述这场革命,他采用了“细说”的方式。他的《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从历史细节中梳理晚清七十年的足迹,它的改革是如此被动,不愿放弃任何权力,在重重压力之下“走一步算一步”,却又基本踏步不前,此时,政治的逻辑只能是革命。
在雷颐的“细说”中,“辛亥革命”只是七十年历史一些变迁和波动的结果,而非绝然“激进”的代名词。如同雷颐书中所总结:“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并不是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上层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所以,与其说"革命"是下层"激进"的结果,不如说是被上层的"顽固"逼迫出来的;与其指责下层"过激",不如指责上层的"顽固";与其呼吁被统治者"告别革命",不如吁请统治者主动改革。”
百年前的那场辛亥革命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影响无法估量。而一个事实就是,由于宪政道路上的遇挫和曲折,中国进入不断革命的时代。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直到1980年代,我们开始“告别革命”,走向改革。
胡德平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也可以说是从一种极为特殊的个人史的角度反映当时中国的路向。胡德平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个大的题目包含了三个问题。一个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第二个是改革应该怎么改,第三个是对30多年的改革现状如何评价。”
胡德平从这三个问题,结合胡耀邦的直接史料,以胡耀邦个人的精神世界和他的心路历程反映那个时代的中国选择。而胡耀邦自己认识到:他只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走上一个特殊岗位上的、这么一个过渡性人物。对此,胡德平说:“我也觉得他是个过渡性的人物。但是他这个过渡确实是和中国13亿人民在共同过渡,我希望我们的人民群众真正了解这段历史。”
无论如何,对今天的人们,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因为“抵抗遗忘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力量。”而对于我们未来的社会,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探讨。曾经在1980年代影响了众多青年、重构一代人知识版图的金观涛和刘青峰今年出版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持续观察之作《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他们提出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并用这一套模式去解释中国社会、文化两千年来的宏观结构变迁及其基本特点。这或许能再次启发我们的“新知”。
杨照的《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用故事来讲解观念,为当下的人们讲了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比如协商、和解、法律、制度、身份、记忆等。作者所说的“故事”两字有两层相关但不全然相同的意思:一层指的是有情节的传奇,一段或长或短的人类特殊经验;另一层泛指“过去的事”,大大小小曾经发生的事,尤其是一些太小太琐碎而不会被纳入归类为“历史”的事。这两种意义的“故事”,有共同的特色把我们从现实生活带出去,让我们看到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别人的经验。这也是寻找“中国经验”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最后,让我们回到资中筠,她说,她80多岁了,应该清闲下来,可是看看外面这个世界,她“欲罢不能”。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和自觉,这种情怀和自觉我在很多人那里遇见,这让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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