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帝制的终结》杨天石 岳麓书社 2011年8月 定价:38.00元
杨天石,历史学家,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
【致敬词】
今年,关于辛亥革命的写作纷纭杂陈,即便如此,杨天石先生撰写的《帝制的终结》依旧凭靠扎实的写作,填补空白的史料搜集,还有诸多耳目一新的观点,从中脱颖而出。
《帝制的终结》对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历史进程进行了全景式的展开,写作简明而不失其要,采择众说又发出自己的独立声音,显示出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叙述功力,是大家写“小书”的成功尝试。
我们致敬杨天石,因为他在学术研究中显出的史学家的风范和对“中国梦”的真诚追问。在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中,很多未被学界利用的新资料,经他之手,重跃纸上。关于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有形”与“无形”的专制主义,杨先生有自己的独特论点和论据支撑,这也能启发读者对中国道路的盘诘和对于百年中国梦的重新审视,并不断警醒我们:百年已逝,我们是否忘记了当时为何上路?
【访谈】
这本书 做到让专家和一般读者都有所获
新京报:《帝制的终结》这本书是以辛亥革命的实际发生过程为叙述对象的,你是如何走上辛亥革命研究道路的?
杨天石:1977年,我参加写作《中华民国史》第一编,进入了辛亥革命研究领域。实际上,早在1958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我就已经开始阅读辛亥革命有关人物的诗文集了。
2000年前后,我参加蔡美彪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撰写工作,承担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写作任务。刚开始时,提交的初稿是12万-13万字,最后实际采用的大概是6万-8万字。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在当初的初稿上进行了扩展,就有了现在36万-37万字的《帝制的终结》。
新京报:研究辛亥革命的资料很多,对此,你在写作时,是否有失语的状态?
杨天石:辛亥革命是近代史研究中成就最大,成果数量最多的领域,但是我并不觉得无话可说,因为许多基本问题仍然存在很大分歧。比如辛亥革命是否必要,辛亥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辛亥革命是由什么阶级领导的……这些问题在学界并未解决,有进一步研究讨论的必要。
新京报:这本书的写作原则是什么?
杨天石:我一直认为,写历史的最高原则是忠实历史,把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作为研究和再现的对象,防止“实用主义”。历史是科学,不是工具。如果把历史看做工具,就可能会扭曲、夸大或者掩盖一部分客观存在的历史。
新京报:这本书的特点在哪里?
杨天石:一是“简明而不失其要”。我写作一开始的定位就是简明,面向社会公众和广大干部。我想做到让专家觉得对学术研究有所推进,让普通读者觉得都能读,都能有收获。
二是保持自己经过多年研究所形成的独立的见解,绝不随波逐流。第三是尽力发掘尚未被学界发掘、利用的新资料。这些年,我去了台湾地区,日本等许多地方,发现了很多辛亥革命的新资料,可能是相关历史研究学者们从没有使用过甚至听说过的,我想这些资料会加强我的著作的科学性。
这一年 辛亥百年,我们该纪念什么
新京报: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今年出现了很多以此为题材的作品,作为历史学家,写作者和思考者,对此有什么观察和感受?
杨天石:今年出现了很多以辛亥革命为题材的作品。从一方面来讲,是好现象,因为很多作品都不是用同一个调子在讲话,比如在辛亥革命是否必要这一问题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现象。今年还出版了不少辛亥革命历史资料类的书,我认为很有必要。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有些书匆匆落笔,学术上经不起推敲,新意也不多。
新京报:今年各地都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你认为辛亥革命应该纪念什么,对当下社会现实的观照是什么?
杨天石:写作时,我一直在考虑,辛亥革命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做过三个梦:振兴中华之梦、民主共和之梦、民生均富之梦。百年来,这三个梦圆了没有?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而我认为,我们离这三个梦的完全实现还任重道远、不可盲目乐观,估计过高。
辛亥三梦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民主共和之梦”。因此,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坚持民主,坚持改革,仍然应该是中国人不懈的追求。
这一代 我们要担当起讲真话的责任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应有的社会担当?
杨天石:知识分子应该有担当,要对民族承担责任。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担当是什么,我记得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在和我们座谈时曾经讲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