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徐雪寒同志(1911~-2011)诞辰一百周年。雪寒同志,浙江慈溪人,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造诣很深,对金融、外贸等业务也都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由于他能干一行、钻一行、专一行,所以又是我国改革开放年代难得的一位这方面的领导干部。由于不论在什么样的困难下还是较为顺利的条件下,他都能做到赤胆忠心,始终不渝地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向他表示深深的怀念!
十九世纪以来,也就是雪寒同志从出生以来,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的重重压迫下,遭受着空前深重的灾难。在那苦难的年代,当他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参加“五卅”爱国反帝运动,1925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翌年八月间调中央杭州地委,经地委书记贺威圣介绍转为中共党员,并任地委组织部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调任中共绍兴县委书记,整顿党的组织。1928年春,奉省委书记夏曦之命再赴绍兴整顿组织,收集此前组织遭破坏后失散的党员。3月初,中共宁波地委遭到破坏,省委考虑迁往上海,在上海召开代表会议。雪寒同志在赴会途中,被叛徒出卖,在宁波轮船码头被捕,辗转关押在杭州陆军监狱。在狱中,他又和狱友们组织多次反抗斗争,并阅读了大量理论书刊,学了日文。1933年6月刑满出狱。经先出狱的难友薛暮桥同志介绍,在上海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与钱俊瑞、姜君辰、骆耕漠等创办中国经济情报社,编辑出版《中国经济情报》周刊,开始撰写经济论文,揭露旧中国农村破产和农民受压迫、剥削的状况,告诉人们只有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打倒国民党腐朽落后的专制统治,建立人们的民主共和国,中国才有光明前途,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生活。雪寒同志当时还很年轻,但是他刻苦自学,深入钻研,知识面广泛。他们的工作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他的论文大多发表在《中国经济情报》周刊、《中国农村》月刊、《申报》等报刊或编成《中国经济论文集》等书籍,交由生活书店等书店出版。内容涉及旧中国的工业、农业、纺织业、铁路、海关、市场、货币、金融、财政等各个方面,由于占有资料丰富,分析问题深刻,说服力强,开始为经济学界所瞩目。他还翻译了日本学者加田哲二著《德国社会经济史》和神田丰穗著《社会科学小词典》等书籍,分别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以所得稿酬养家糊口。
1931年“九一八” 事变,雪寒同志正当青壮有为之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战争,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怒潮。1936年他和沈老(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三百多位爱国人士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任宣传干事,主编《救亡情报》。随后又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担任副总干事,代表中国共产党协助组织部长沈老,积极策划、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如“七君子事件”后的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由宋庆龄出面,发动爱国入狱斗争等等,都表现了雪寒同志和干事们杰出的组织才能。
1935年发生“《新生》事件”,为了避免《中国农村》月刊在遭到同样命运并得以继续出版,他和钱俊瑞、姜君辰、骆耕漠等决定创办新知书店,组成理事会,一致推选钱俊瑞为理事长,他和华应申任正副经理。新知书店在创业期间资金十分拮据,但在他们两人同心协力下,备尝艰辛,到1937年上海失陷的短短两年时间里,陆续出版了综合性理论刊物《中国农村》月刊,还出版了宣传世界语、推广语文改革的综合性刊物《语文》月刊等期刊和20余种政治经济类读物,充分“显示出了他在宣传理论工作方面的出色才干。”(薛暮桥语)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新知书店撤退到了武汉。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凯丰同志直接领导下,承担了中国出版社的出版发行任务。湖北省委也将扬子江出版社的出版业务,并入了新知书店。从武汉时期开始,新知书店因势利导,在国统区设立了几十家分支店,陆续出版了几百种书籍,迅速发展成为党在国统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1938年冬,1939年春《湖南日报》被封,但印刷厂尚未波及,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同志责成雪寒同志将这部分印刷力量接受下来,雪寒同志奉命在桂林办起了西南印刷厂。不但保存了这部分资产和技术,还办成了桂林具有一定声誉的印刷厂。
1940年夏,徐雪寒在重庆奉周恩来同志指示,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和读书出版社这三家兄弟书店联合派出干部,赴华北和苏北等地设立华北书店和大众书店,以供应解放区读者的迫切需要。雪寒同志立即照办。后来派出干部相继在延安、太行和盐城等地建立了书店,并出版了许多书籍,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也为三家兄弟书店战后全面合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雪寒同志从桂林撤退到上海“孤岛”,在上海设立了对外联络的泰丰公司,创办了远方书店,对大后方的主要人事和经营方针作了安排。与此同时,他还和汤季宏同志建立了和苏北、山东以及浙东根据地之间的海上运输业务,向根据地输送书籍、药品、医疗器材乃至军用物资。1943年他进入苏皖边区,协助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抗战胜利前夕,他又调任华中银行副行长。不久,奉命在上海、香港一带为党建立一批银行、钱庄和对外贸易机构等经济企业。1948年9月,济南解放,他调任济南市军官会交通运输部部长和华东铁路管理局局长。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他又随军接管上海市内外贸易和铁路系统,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贸易处(对外称上海市军管会贸易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党组成员,华东运输部部长,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贸易部部长等职。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对外贸易部,他调任外贸部副部长,主管东欧国家的贸易往来。1955年发生“潘、杨事件”,他因与潘汉年有过工作关系,遭到株连,失去自由;直到1981年最高法院撤销原判,宣布无罪,他才得以平反,并恢复了党籍。他从44岁盛年失去自由,这时己成了整整70周岁的古稀老人。人生几何,将近30年的大好时光,都在折腾中东流而去,这是多么令人痛惜啊!
雪寒同志的冤案平反不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月刊当了一段时间的编辑后,奉命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担任常务干事,后又被聘任顾问。他始终抱着满腔热情从事新的工作,展现他的高尚情操和杰出才华。首先,他为人口问题下了大量功夫,写出了很有价值的论文。接着提出建立中央银行的建议。对于金融改革和外贸体制改革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他都认真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来许多宝贵的意见。在这期间,他前后写出了20余篇论文。总之,雪寒同志是一位既有远见卓识,又富于实干精神的难得的领导干部;也是一位不论在顺利环境中,还是在经历逆境之后,都能为党的事业殚精竭虑,忘我工作,尽职尽责的令人钦佩的领导干部。雪寒同志的老友薛暮桥同志在1988年为《徐雪寒文集》所写的《序》中对他的一生作了简略的评价,说“雪寒同志坎坷一生,也是坚强的一生。我和雪寒同志结交已60余年,他的革命生涯是颇不寻常的。” 20世纪90年代初,新知书店沈静芷、曹健飞等几位老同志组成编委会,组织文稿,编辑《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即为新知书店留下一份纪念晶,又为出版史研究者提供一份珍贵的史料。1991年11月,雪寒同志为这本书写了《五十年后的反思一我对新知书店工作的思考》一文作为代序。文中总结了新知书店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到要有一个正确思想指导下的长远编辑出版规划的问题;对几位同志的工作要有公正的全面的评价问题;苦行僧的生活固然有其必要,但本身不是目的的问题;几次重大的损失和打击,以及领导工作责任的问题等等。雪寒同志不仅作出了自我批评,而且对人和事作了客观、公正的评述。这篇《反思》所提到的方方面面,都是新知书店不少老同志心中的一再盘旋着而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读了雪寒同志的,《反思》,他对待自己严格要求,对待工作严肃认真,对待同志诚恳、平等和宽容,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读来仍令人感到十分亲切而感人,深受教育。雪寒同志还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能改,就是好样的。”还说:“现在我老了,为了祖国的前途,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愿和同志们共勉之。”
90年代后期,雪寒同志虽然重病在身,但仍旧十分关心改革开放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几十年来共患难的同志和他们的健康和生活。雪寒同志和干部同甘共苦,作风平易近人,新知书店的干部都习惯称他为徐大哥,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深厚情谊。我认识雪寒同志的时间很晚,1948年冬在山东济南曾经见过几面,当时他工作很忙,没有机会交谈。后来在50年代初,我因病由北京去上海三联书店,有次为运输书籍的事,毕青同志约我一同到上海铁路局去看望过他,但个人间没有什么往来。十年动乱后期,我在沙滩红楼文物出版社工作,距他的住处很近,我常去看望他和朱光熙大姐。从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谈起新知书店和出版工作方面的事。我写了有关出版史方面的稿件,也请他审阅,他总是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这以后的30多年间,我受到他的教益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真理路漫漫,求索伴终生。徐大哥的一生就是这样不断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一生。今年恰逢他诞辰100周年纪念,由于他始终赤诚地为人民服务,出色地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使命。2000年9月,中央组织部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将他由原来的副部长提升为正部长级,改善了居住条件,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党和国家对他的关心、爱护和信任。他以94高龄的清廉之身,不幸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一生,足以告慰祖国和人民,告慰他的战友和亲人。他为中国革命鞠躬尽瘁的风范长存,他对后辈诲人不倦和亲切的关怀之情,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2011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