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东方主义的“迷思”
作者:思郁 时间:2011年10月12日 来源:晶报·深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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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 (英)J.J.克拉克 著 于闽梅 曾祥波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版
萨义德的《东方学》之后,东方主义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一种堂而皇之的理论建构,是一种深陷权力与知识的虚构想像,是一种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策略。可以说,萨义德之后的东方主义研究再也难逃这种理论模式的窠臼,我们甚至把其作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体系,在东西方任何两种异质文化的交锋时,都会借用这种现成的模式解决文化之间的交流、疑惑乃至冲突。
萨义德之后,东方主义的研究疆界不是拓展,而是萎缩了。这种局面的出现绝非萨义德当初著述《东方学》的初衷。他只是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而且他认为这种思路恰恰是想批判以往东方主义的研究中的霸权思维,但是他不会想到,他的这种反文化霸权的理论有朝一日也会成为一种新的文化霸权。
萨义德之后,再无真正的东方主义研究,除非能在这种理论反思的基础之上,努力拓展新的疆界。英国学者J.J.克拉克的《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一书在这个方向中做出了可贵的尝试。克拉克在书中梳理了东方主义的起源,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之前,东方主义意味了一种更为复杂多变的文化样式,本该激发我们更多的想像空间。“东方主义”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国,其后一直在不同意义上被使用:“或指东方学术,或指一种特定的浪漫-幻想文学类型,或指一种绘画类型,或指——这种指称近来最为引人注目——一种特定的由西方帝国主义塑造成型的关于东方的意识形态范畴。”最后这种类型之所以引人注目,不是因为它出自萨义德的论述,而是因为这种论述逐渐成了东方主义唯一的指称。
克拉克承认他曾从萨义德的论述中得到灵感,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与萨义德不同而且在某些方面很重要的道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理论来源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权力无处不在,任何知识的建构都难逃权力的幽灵。这种悲观的论调多少影响到了萨义德。他对东方主义的建构中一再强调西方对东方的想像和侵略,仿佛东方只是一潭死水,不会做出任何回应。克拉克在对古老的中国和印度文明的考察中,发现了这种东方主义的差异性所在。东方从来都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它不止提供想像,还提供高度的文明,潜移默化影响着西方的进程。
克拉克在书中提到这个问题说:“我对东方主义的描述倾向于其反抗西方知识和权力结构的角度,我更关注于东方主义与东方观念的创造性与开放性文本形式,以及双方的互惠互利。”任何一种文明的成长都会经历某种阵痛的时刻,无论西方也罢,东方也罢,在自我的成长陷入困境时,自然而然会向外部寻找出路,而生命总会找到出路。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论甚嚣尘上,并非意味着异质文明永远存在于异质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是异质文明所以才有平等交流和融合的可能。任何文明都有向外延展趋势,而如何在异质文明之间发现他们的融合点才是最重要的。
克拉克在书中提到了东方和西方相遇的一个重要条件,他借用了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来解释,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生存的土壤和根基,当两种异质文明相遇时,需要抽离出的不仅是文明的内容,更需要了解的是文明背后的文化根基和土壤。简单来说,就如同两人辩论,需要一个共同认可的语境,一个令人都认可的平台方能保证辩论的顺利进行。西方与东方思想的相遇中,与其一味苛求和批评对方的霸权思维,倒不如设身处地去站在对方的立场互相理解,这才是文明冲突的解决之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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