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关于东京审判的作用、意义和大体过程，前辈及时贤多有论及。随着相关研究、宣传工作的广泛展开，人们对它的了解渐次增强。然而，貌似简明的结论，其实并不容易作出。即使在战争胜负已定，侵略者必然受到追究的形势下，要伸张正义，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其间制约因素颇多。

“我希望我这次参加这出历史剧的努力，能有贡献于创造世界各民族真正互尊互谅、共存共荣的新原则！”（梅汝璈日记，1946年5月4日，星期六）  

值此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1周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70周年之际，重读由先父梅汝璈法官当年的日记整理的图书《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确实感慨良多 。

70年前，先父受命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1946年3月20日，他从上海飞抵东京。我们现在能够读到的，就是他从这天开始至此后五十多天的日记，篇幅不大。他有写日记的习惯。由于种种原因，他在两年多审判工作中以及后来所写的日记仅仅保存下来这么一点点，不能不说是永远的遗憾。唯其如此，这五十多篇日记显得格外珍贵。

关于东京审判的作用、意义和大体过程，前辈及时贤多有论及。随着相关研究、宣传工作的广泛展开，人们对它的了解渐次增强。在这方面，先父撰于上世纪60年代前期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未完成稿）具有公认的权威性。他的日记，则可以看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未完成稿）的补充和说明。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一起，确立战争罪行的新概念，通过审判战争责任者昭示人类谴责侵略战争的法律意识，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奠定了相对稳定的基础，同时在国际法自身的发展史上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此为不刊之论。日本右翼力图为侵略和战争政策、战争罪犯翻案，当然无法绕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他们对东京审判予以种种否定、歪曲，实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然而，貌似简明的结论，其实并不容易作出。即使在战争胜负已定，侵略者必然受到追究的形势下，要伸张正义，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其间制约因素颇多。冷战逐步形成，大国利益交易，都会影响我们这个“战胜国”的诉求能否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作为东京审判亲历者的梅汝璈法官，在日记中真实地记述了彼时的困境。

一是身份与情感的冲突。作为中国人，先父与多数同胞一样，怀着申冤雪耻的迫切愿望。“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1946年5月3日，星期五）“真要先斩他几个。”（1946年3月29日，星期五）可是，法官这个身份，要求他的言行举止必须中规中矩，严守中立原则，平等对待原告和被告双方，不能表现出倾向性。“现在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1946年3月29日，星期五）“先斩后奏”绝无可能，他只能隐忍，等待，不可避免地感到十分压抑。

二是分工与需求的矛盾。按规定，法官和检察官的分工非常严格。中国检察官担负着繁重的起诉、取证工作，人力不足，紧张辛苦。然而，先父作为法官，完全不能参与，甚至不能与向哲濬检察官有较多接触。在短短五十几天的日记里，先父数次提及明思兄（向哲濬检察官字明思）明显消瘦、头发变白的状况，他们之间还不得不减少联系，以避嫌疑。“我不胜其爱莫能助之感。”（1946年4月16日，星期二）

三是程序与实体的纠葛。尽管被告席上的战争责任者——昔日的军政首脑个个罪恶昭彰，法庭也不能迅速定罪量刑，必须按规定程序办事。冗长的辩护，反复的争执，审判席上的法官必须全盘听取。可想而知，在两年多的漫长庭审中，面对那些采取“拖延战术”的律师和装聋作哑的被告，先父何等愤懑、焦虑。庭审刚刚开始，先父已经预感到这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今天是机器真正开动的一天，我希望一切从此急转直下，不再延宕。”（1946年5月3日，星期五）     

实际上，先父的担忧远不止此。他敏锐地观察到，日本媒体采取“装穷装苦”的宣传策略，夸大战后经济困难，美国政府和占领军却不遗余力地扶持日本，这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非常不利。中国唯有自立自强，才能改变落后面貌，赢得世界尊重。“在千万人群中毫无营养不足的现象。我真奇怪为什么麦帅总部还天天替日人叫粮食恐慌，为他们无微不至地打算，这样的战败国也可算是‘天之骄子’式的战败国了。比起我们多劫多难的战胜国，我们真不能不自叹弗如！”（1946年5月2日，星期四）“八年的惨重牺牲，刚刚换到一点国际地位。假使我们不能团结一致努力建设，眼见这点地位就会没落了去。想到这里，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身处异国的人这种感觉最是灵敏，这类体会也最是真切。想到这些事，我几乎有两三个钟头不能闭眼。”（1946年4月3日，星期三）“‘止谤莫如自修’，中国还得争气才行。”（1946年4月26日，星期五）“各国派来的同事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郑重将事，决不马马虎虎。”（1946年4月10日，星期三）

类似的文字，在这部日记里几乎随处可见。不难看出，对战后形势的思考，对祖国命运的牵挂，对自身使命的忠诚，是先父日记的基本内容。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家国情怀，跃然纸上。其洞察力和预见性，读来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在今天，在中日关系出现某些问题的时候。

梅汝璈法官离世已经43年。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频繁地引用他在《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中作出的精辟论断：“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这段话，清晰地呈现在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封面。重读这部日记，既是对抗日战争胜利、东京审判开庭和梅汝璈法官的隆重纪念，也给善良的人们带来由衷的告诫和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