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原籍南京，现居香港。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文字发表于三地。著有小说《七声》、《谜鸦》、《相忘江湖的鱼》等，并为报章撰写电影评论专栏。曾获2008年香港艺术发展奖、首届香港书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入选“当代小说家书系”、“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8-2009中国小说排行榜”及台湾“2006年度诚品选书”。长篇小说《朱雀》获选“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

    “从南京到香港，一晃就是十年。”葛亮的声音温和，说话平缓，激动处才偶尔提高调子。记者在香港书展上见到葛亮，促成了这次专访。

    葛亮是谁？张爱玲曾有一句名言，“出名要趁早”。葛亮并不属于此列。他第一部作品发表在《收获》，已经是20岁出头。随后才开始在《收获》《鲤》等文学杂志上零星发表作品。但他并不介意写作年龄。他说“其实想写的东西你可以在更年轻的时候写，但世界观、人生观都需要很大的进步空间，后期回过头来看，会有遗憾，但是又不允许你再重写了。”时隔十年，葛亮已在三地出版了《谜鸦》、《朱雀》、《七声》，斩获多个奖项，并即将在上海书展中推出新作《绘色》。

    葛亮出生于南京，他太舅公是陈独秀，祖父是著名艺术史家葛康俞，叔公则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父母都是科研工作者。葛亮是独生子，自小在研究所大院长大，小时候学过画画，撕坏过李可染的画，打碎过嘉靖年间的水仙盆。大院对面是个居民区，葛亮从小跟居民区的孩子一块儿玩，很多玩伴都成了《七声》里的原型。

    《七声》是一部短篇小说集，里面有《泥人尹》《阿霞》等篇章“我所关心的就是周遭当下最低的生活。我想以观察者的角度，讲述地域变迁对人的影响。”葛亮说，这些凡常的人物在他眼里是“市井英雄”。为了让这些人物活起来，他写作前会做大量访问。在写《阿霞》时，葛亮亲自“下生活”跑到一家餐馆打工，体验服务生的喜怒哀乐。“平时接触到的经历与笔下人物相差甚远，访谈就是其中一种去了解他们的方式。”

    由于家族的关系，即使在文坛取得不少成绩，葛亮往往被贴上“文二代”的标签。他并不避讳，采取“不敏感、不欢迎、不抗拒”的态度。他认为一方面自己的写作是独立的，另一方面“家族给了我一种文化底气，重要的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回顾他的阅读经历，古代笔记如《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等，让他学会了如何塑造人物；同时，受父亲影响，也读了很多苏俄的大部头小说，增强人文视野；而祖父对于葛亮来说则代表了一个时代———充满温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很真诚。

    对于目前评论界的褒奖和批评，葛亮觉得自己还年轻，本来就需要进步“如果被人称为完美是很让人绝望的一件事，关键还是坚持自己的写作。”谈到以后的写作计划，葛亮透露接下来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民族资本家的故事，“通过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家庭，和一个比较古典的派头的士绅家庭的联姻，梳理中国近代经济脉络。”

    家族

    南方都市报：提到你，大家会不约而同说起你的家庭背景，甚至用“文二代”来形容你，你怎么看？

    葛亮：我不看重“文二代”、“八○后”等标签。一个作者，尤其是一个年轻的作者，他是非常多元的，在写作时，他未必会想那么多，也未必会想在写作之外别人会给他什么定位，如果真的发现有这些定位了，有的作者会为标签所累，这些已经成为了外界对他的认可。但我会觉得无所谓，该怎么写还是怎么写。

    其实，家族对我是一种潜在的影响。我的阅读训练以及感知这个世界的初期培养，家人确实给了我很多，至于写作还是很独立。我二十多岁才开始写，算很晚了，第一篇《无岸之河》写的是一个大学教授的“浮生六记”，在《收获》杂志上发了，编辑看了，一直以为我是一个中年人，聊起来才发现我才二十多岁。

    南都：家族对你的初期培养是怎样的？

    葛亮：潜移默化。从小时候开始，阅读的书都是我爸给的，我很早开始读笔记体小说，像《阅微草堂笔记》、《东京梦华录》，我很喜欢《世说新语》。我爸学俄语，他给我看很多苏俄大部头小说，它们培养我的文学概念，增进人文视野，积淀非常深。后来长大一点，我就看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譬如萨克雷。这些阅读经历，让我知道文学是什么样的，了解它造成的冲击度以及它本身艺术形式的一种包容力。

    我写《朱雀》蛮得益于这种感觉。去驾驭这样大跨度的小说，结构、各种人事之间关系的脉络，早期阅读给我较大包容力，像帕斯捷尔纳克、法捷耶夫这些作家现在都不太有人提，还有索尔仁尼琴，不过他最近又开始红了。

    南都：你祖父葛康俞对你的影响大吗？

    葛亮：蛮大的。我祖父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他代表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我很喜欢的，不是所谓的民国风月，而是那个时代的人。此外，他是一个学者，他有他自己作为个体的个性在里面，治学非常严谨。他代表的那个时代，虽然已经逝去了，但给我的感觉非常好，包括他作为一个个体在大环境中的自处，甚至与其他人的相处，比如他跟他的好朋友王世襄先生的交往就很动人，很让人感到温暖。我祖父的艺术史论书籍《据几曾看》的出版，是王世襄先生一手促成的。祖父是上世纪40年代完成这本书，这书品评了很多书画真迹，后来大都藏在故宫博物院了。1949年之后，这些藏品大部分转移到台北的故宫，后来大陆要出这本书，就有使用权的问题，全赖王爷爷跟台北故宫副馆长郭临生交涉，后来就顺利解决了。当时我祖父已经逝世多年，他们这种友谊真的很让人感动。

    《七声》

    南都：七声本来是指“宫、商、角、清角、征、羽和变宫”，你用“七声”作书名，用意是什么？

    葛亮：其实，一个时代大的宏音，是由很多细小的声音集合在一起构成的，我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

    南都：《七声》中，你写了泥人尹、阿霞等小人物，为什么写他们？

    葛亮：我觉得这些人物不是小人物，是市井英雄。我不喜欢用“小人物”这个词来称这些人，他们是些凡常的人，但他们的存在不是虚妄的，我们生活中存在着虚妄。一种宏大的声音，说到底也是一些细隐的声音汇聚到一起的。有人问我写这本书的意义，我就说这本书是送给天下的平凡英雄，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般人，凡常的人物，我觉得这些凡常的人物的意义，大于伟人或英雄。英雄，我们关注他与一般人不同的一面，鲁迅举过例子，一个是李白，是诗仙，我们对他的印象就是疯疯癫癫的；拿破仑是英雄，我们关注他会打仗，还不用睡觉，但真正动人的部分是李白不耍癫的时候，拿破仑要睡觉的时候，我觉得很好，这让他们接近普通人的感觉。在写作的时候，我就想表达一点，所有的人，形同的或相近的频率的，比如说在你写作的时候，在刻画描画他们的时候，实际上也在体验他们的温度。

    南都：有评论家对《七声》存在争议，说情节设置，局限在过于一厢情愿，总是好人受挫，然后出现一个救星拯溺扶危，像《于叔叔传》、《泥人尹》里的爸爸，最终又没解决这个问题。

    葛亮：我觉得“拯救”这个词好大，人与人之间的关怀用拯救来界定，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时代就太可怕了，我用了“关护”这个词，我觉得人不需要拯救，我觉得人需要自救。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应，我也不觉得我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像洪才，谁拯救了他？《琴瑟》中的老夫妇，相濡以沫，也不是谁拯救了谁。这种预设有点问题，如果他已经预设了这样一个模式，套故事的话，肯定是能套得上的。我觉得一个作者，就依据本心去写东西吧，不用这么多特别要去考量的，特别是外界的各种评论，我觉得可能是重要的，能帮助你自省，但我觉得还是不要太在意，下笔写东西还是在你自己，不是别人。

    南都：评论者认为这些情节设置，是因为“笔力和认知都有些荏弱”，你如何看待？

    葛亮：我可以作出的回应是，第一，作为一个年轻的作者，从来不应该自认为笔力是完美的，仍有进步的空间是一定的，这一点我很清醒，如果他用一些对前辈作家的，一些他阅读经验中好的作家的，作为参照的模式，我有些地方可能确实让他失望了，作为一个三十来岁的作者，本来就是需要进步的，如果被人称作无懈可击，我觉得是挺可怕的。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很绝望的一件事，我不知道我继续努力的方向在哪里。我现在回头看《朱雀》，觉得《朱雀》还是有些问题的，我自己也觉得实际上是可以写得更好的，我自己一点都不讳言这一点，这不算什么。

    南都：当然也有赞扬，有人认为你擅长写故事。但德国汉学家顾彬曾认为小说内容是次要，语言才是主要，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葛亮：这方面见仁见智，我就很重视故事，顾彬作为一个汉学家，我不觉得他的每句话我们中国作者都要亦步亦趋地遵循。他有他自己作为汉学家发言的立场和关照的尺度，我们有自己写作的传统，从《世说新语》开始，就忠实于故事，它的语言浅白，难道在顾彬看来没有价值吗？唐传奇又怎么说，宋话本又怎么说？

    讲故事是中国小说很好的一个传统，不应该放弃，会讲故事，是一个作家的本分，是一个基石，一个作家先能讲好故事再谈其它，语言上的探索，形式上的考量，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都是围绕故事来进行的。今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又红起来了，当然跟他的书正式授权有关，他的语言无懈可击，但也没有以牺牲故事性为代价，故事还是非常棒。我觉得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取舍的关系，也没有孰高孰低的关系，我认为是水乳交融。有时候一个好的故事，促进去探索它语言。为什么韩邦庆非要坚持用吴语写《海上花列传》，他认为必须要用这种语言的精髓才能感知他要描摹的故事的内核，这都是有关系的。

    写作

    南都：你现在定居香港，为什么选择到那里留学？

    葛亮：差不多十多年前，教育部选拨，全国选30个人，选到我就来了。我算是个随遇而安的人，留在南京也挺好的，过来感觉一下新的生活环境也不错，我没有特别大的不适应，来了反差感方面也还好，港大在西环，西环是个还蛮像南京的区域，有一些老旧的东西，节奏也比较舒缓，都还好。

    南都：你人在香港，却写南京，为什么？

    葛亮：其实也不完全是，之前我在台湾发的第一本书叫《谜鸦》，里面已经写了香港了。我觉得写一个城市，真的要进入到它的内核中间去，写出来的东西才好看，才真正有温度；如果你作为一个局外人去写一个城市，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读者，都是不负责任的，我现在更多地去写一些新移民的故事，我更加能够体会他们的内心，体会他们从一个环境到了一个异环境中间，生存的状态，心灵的变化，这是我能把握的东西，本土的东西我也在写，毕竟来了十多年，对这座城市的文化会有兴趣，也愿意深入地去认识。

    南都：在写香港中，有总结出写香港的经验吗？觉得自己融入香港文化了吗？

    葛亮：会有啊，香港最吸引我的部分，是它比较涉及传统风物的部分，像一些老旧的偏僻的岛屿，一些重要的时令、节日。但我也会写当下的现实，比方《浣熊》，就写香港比较独特的都市化情形，包括犯罪，有个故事写一个演艺经纪公司，通过招聘演员的方式来骗取钱财，手段高明，我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所谓一个演艺公司的经纪人，和一个卧底的警察，两个人为攻为守的，一个在骗另一个，一个在调查另一个，但两个人发生了感情，这样的故事还蛮好玩的。我已在陆陆续续地写了。

    南都：有人说《朱雀》、《七声》等都是书写故乡，带有当年“寻根派”的影子，你认为呢？

    葛亮：寻根派是84年出现的一个派别。我在写故乡的话题的时候，心里会有李陀、扎西达瓦、李杭育等人的影子，他们的创作初衷对我还是有启发的，但是状况不同，当时存在两个很重要的文化断裂，一个是“五四”，一个是“文革”，用阿城的话说，“文革”把中国文化的遮羞布都撕下来了，要重建一种民族精神。但当下情况不同，现在是传统文明与所谓后工业、后现代文明之间的撞击，特别是商业文化无孔不入，不断地侵袭那些原始的具有美感的东西。现在保留一些原初的地方，都是旅游景点，被商业侵袭得面目全非，最淳厚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都蒙上了商业的面纱。我的故乡南京亦如此，奇芳阁因为经营不下去，地下都租给麦当劳了，很可惜。所以我希望在写作时重现一些原来的价值，与现代化这种强大的力量作一点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