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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8月09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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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希特勒、罗斯福、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大名。在本书中,对于这几位我都会分别用几章内容加以叙述,因为1945年的许多重大事件,并非是受到了多少不可抗力的无情社会力量的影响,而是上述诸位的思想、决定和个性的结果。本书不是1945年的历史流水账,也不奢望求全。本书就是关于希特勒、罗斯福、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关于他们在1945年对未来的看法和见解,关于他们对接下来世界的秩序(或失序)的“贡献”。』
《美国的崛起:1945年美国的崛起与现代世界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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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美] 约翰·卢卡斯
译者:梁健
【作者简介】
约翰·卢卡斯 生于1924年1月31日,匈牙利裔美籍历史学家,主要作品有《伦敦五日,1940年5月》(Five Days in London, May 1940)和《新共和国》(A New Republic)。曾于切斯努特山学院(1947-1994)任教,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拉塞尔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里根学院和布达佩斯特大学、汉诺威大学担任访问教授。
【精彩书摘】
1945,新年的数字刚开始总是有新鲜感的,但很快人们就习以为常了。而1945年仍然和其他年份有所不同。我们有些人可能还记得,1945这串数字组合包含着一些超自然的意味。19,这个灰暗现代的数字代表着20世纪,但45这两个数字却分别被拖向了不同的方向:一个齐步走的德国“4”,紧随其后的是洋洋得意的、弯着腿的美国“5”:这是一个马的数字,一个美国的数字,一个牛仔的数字,一个遥远的西方年份。
1945年是不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我们确定的是,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尝试的终结。
这个失败的尝试就是德国通过称霸欧洲进而动摇全球命运的企图;而日本为自己分一杯羹、在远东地区建立一个大帝国的图谋,在很多方面不过是这个失败尝试的结果罢了。
而现如今,当时间指向1945年1月时,曾经不可一世的德国军队溃退回他们的德意志。在新年的第十二个夜晚,俄罗斯旧历的大年夜,在波兰悲恸的大平原上,苏联军队的枪炮声打破了数月以来奇怪的死寂。苏军士兵潮水般冲过维斯瓦河。德国人向西败退,裹挟其中的有成百上千的老弱妇孺。德国人数百年来破天荒头一遭从他们的祖先创立并统治的德意志的国境线上悲惨地败逃而回。德国东部中世纪化的城镇,居民已经奔逃一空,不久之后,这些城镇将被势如破竹的苏联军队碾成一片瓦砾。
寒冬的日头下银装素裹,两位老者,身负众望,此时正穿越地中海,飞过丘吉尔曾称之为“欧洲的柔软腹地”,飞往东方。他们将在电影般的背景中会见斯大林,地点是在克里米亚,离九十年前轻骑兵冲锋的地方不远,会场设在沙皇灰白的宫殿中,苏联人已经重新整饰过。在晴朗凛冽的早晨,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卧眠休息。下午和晚上,他们会到彼此的寝殿碰头,会谈、吃饭、饮酒:斯大林,身材敦实、性格多疑;丘吉尔,声音洪亮、十分健谈;罗斯福,意兴阑珊但始终面带微笑。罗斯福和斯大林同意瓜分远东,以此为条件换取斯大林在约定时间派遣军队对日作战的承诺。他们还达成一致,假装并未瓜分欧洲,尽管在雅尔塔会议时,此举已成为既定事实。
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离开克里米亚的当天,德国的一座城市被彻底夷为平地。英国和美国的轰炸机投弹离开后,爆炸引发的大火导致德雷斯顿这座城市中的13,5000名德国平民命丧火海。尽管德雷斯顿正处在苏军进军的要冲,但在轰炸开始前其实早已没有一兵一卒。
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日夜不停,甚至波及到了德国其他许多地方。希特勒下令反击,并不是沿着德意志国境线,而是在西匈牙利泥泞的平原,那里有他最后仅存的盟友,尽管布达要塞早已陷落。德军的反击一度让苏联人措手不及,苏军撤退了,但很快又重新集结,因为此时此地,德军的数量已不足以击败他们。三月中旬,天气晴好之时,德军已从其在匈牙利仅存的立足之地溃逃而去。很快苏军就将挺进维也纳,这里曾令年轻的希特勒魂牵梦绕,同时也是他的噩梦之地,如今却因为战火和半城的废墟而蒙羞。
德国人如今被告知他们必须战斗不息,至死方休,因为苏联人的进军意味着一道铁幕的扩展,铁幕之后是黑暗的统治,是西伯利亚人,是无尽的抢劫和强奸。这话有些道理,但并不全是事实。在苏联人蜂拥西进席卷而过的东欧的土地上,反复出现着人们早已忘却、来自原始过去的场景:醉醺醺的农夫、粗茶淡饭、马车,一个泥泞、绿色的东方村落世界,刚刚被腐蚀,还没有机械生硬地遵守斯大林的苏联强加的标准,但很快他们就将被迫如此了。
美军和英军的战机在莱茵河和亚平宁山脉上空飞来飞去,飞去飞来;终于,在他们的无休止的死亡轰炸飞行下,德国人第一次在战争中陷入了无助的局面。三月的一天,莱茵河不再是一道屏障:美国人乘车通过一座没有损毁的大桥,英国人渡过莱茵河河曲继续北进。
面对着兵临城下的美军,成排的德国家庭的窗户上一夜之间都挂起了白旗。德国人带着恐惧和希望,把床单挂了出去。他们早把床单洗得干干净净,希望把连日来噩梦和他们描绘的白日梦的印迹统统洗去,希望在德国道路上行驶的美国军车能够把它们当成白旗看待。
四月到来了,残酷而又平常,一派无情的景象。当德国守卫们弃守集中营时,美国人看到的这片围着栅栏的地方,只有一些近似骷髅的人在成堆的死尸之间穿梭。无论美国人已经听说过多少次有关德国所犯下的累累罪行,看到这个场面仍然令他们目瞪口呆,恶心呕吐。
罗斯福猝然而逝。四月底,一群意大利的共产党人枪决了墨索里尼。由于民愤极大,墨索里尼及其忠诚的情人的尸体被倒挂在一根钢梁上,成百上千的民众咒骂、击打他们曾经的国家偶像的遗体。
处在绝望边缘的希特勒,井井有条地安排着后事。城市已经一片废墟,而他位于地下掩体的住处,头顶上是钢筋混凝土,此刻依然完好无损。希特勒邀请他的助手们见证了自己和木讷的情妇的正式婚礼;他留下了遗嘱,在遗嘱中他指定了接班人,并下令将自己的遗体烧成灰烬。随后希特勒开枪自尽。他是否知道这一举动不仅仅让自己的人民得到了解脱,而且也让自己的主要敌人从更深的精神痛苦中解放了出来?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只有上帝知道。
就在希特勒自杀前不久,在暮春和战争的废墟之中,苏军和美军在易北河洪水泛滥的河岸边会师了。苏军第58集团军中,不少士兵的家乡是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些士兵从大平洋西海岸来到中欧;而美军第69集团军中部分士兵来自旧金山,他们同样奉命跨越了半个地球来作战。两军在德国中部,同时也是在欧洲历史的中间段,会师了,因为易北河畔的托尔高镇地处威滕伯格(Wittenberg)和莱比锡之间,前者是路德改革的火种起源之处,而后者则是拿破仑伟大胜利的征程终结之地。
就在易北河会师当日,在旧金山,联合国召开了首次会议,但是易北河会师的意义远比联合国会议更为重大。德国人希望自己的政权被美国人而不是俄国人推翻,他们对于美国人的恐惧要远远少于俄国人,于是德国人陆陆续续向美国人投降。正因为如此,美军其实可以抢在苏军之前抵达柏林、布拉格甚至是维也纳,但是他们没有选择这样做。五月初,枪声停止,欧洲的战事结束了。
1945年的5月,中欧的城镇里尸体散发着恶臭。一天,本书的作者——骨瘦如柴、饥肠辘辘——正在和一位美丽的女士爬山,准备躺在开满野花的绿油油的草地上。和这景色一般,女士也正在恢复:数周之前,她被苏联人侵犯了。笔者在街道的废墟中前进,从一个农妇那里用满满一把纸币买了满满一把杏。笔者不得不在一堆堆倒塌的房屋中间穿行,其中一堆瓦砾之下埋着上百具尸体,他们刚死不久。尸臭,伴随着杏儿和花的香味,在他的鼻腔中游移。
西欧慢慢地终于守得云开见日明了。海鸥朝着内陆飞来。巴黎街头某些地方开始出现了身着白夹克的侍者。战争的记忆逐渐消退。在灰色的正义宫殿,一些灰脸的人正在就另一些灰脸的人在战争中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进行审问。
在太平洋冷漠的阳光下,大战仍在继续。日本人试图把自杀变成神风攻击,他们驾着飞机撞击美军的钢铁战舰。日军死死据守在西太平洋最远的几个小岛上。对于他们而言,死亡可以想象得到,但是战败不可以。然而,他们战舰的残骸在日本附近的海底锈蚀冒泡,他们的城市像火柴一样燃烧。日本的领导阶层中有些人,包括天皇在内,意识到,他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他们尽力向美国传递和平的信号,如果需要,可以通过苏联人之手。然而,他们的和平信号还不够恰当,美国也还没有准备听。
在一片不同的、金黄色的天空下,美国西部——是的,这是个遥远的西方年份——人们在沙漠里装配了一种新型的武器,就像生活在没有记载、没有历史的过去中的印第安人一般。他们用带电粒子物质制造了一种炸弹。参与其中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同样曾经长途跋涉。他们成长于中欧国家首都城市里阴郁街道上的阴暗公寓中;如今他们却置身美国西部的沙漠之中,身着鼓鼓囊囊的防化服,别着标有VIP(重要人物)字样的徽章,在美国军方主子复杂的眼神注视下,时而喋喋不休,时而兴奋激动,随着那个“魔法师的学徒”时刻日渐临近,他们一会儿紧握双手,一会儿又击掌拍手。
他们看到了未来,他们的努力奏效了。拂晓时分,第一颗原子弹在沙漠中爆炸了。三周之后,两颗原子弹落到了日本头上。十二万日本人被烧死。日本政府发表了投降宣言,于是,战争结束了。
美国人惊讶不已;不久之后,出于理智上的愧疚,有些美国人产生了一种迟来的震惊感。大部分人都认为历史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也许斯大林更为清楚。当他在那个基本上属于无关紧要的波茨坦峰会上获悉有关原子弹的消息时,他说他很高兴,确实如此。反正他也正打算对日宣战。
日本投降后,美国人发现自己无需惴惴不安:日本人平静而顺从,为了将来的利益,他们不愿意放过美国书本里的任何一页。
冬天还是来临了,而春天似乎还很遥远。日本人蜷缩在他们的小火盆旁。苏联人仍然饥肠辘辘。在庞大的苏联,无论是国内国外,那些满以为战争胜利后统治者能让他们过得轻松一点的人,恐怕要失望了。斯大林已经准备去应对他所看到的美国的挑战带来的冷战。当时,“冷战”、“铁幕”这些说法还没传开。联合国大会和各国外长会议仍然在召开;大国的代表们否认为了争相成为超级大国的争斗即将上演,但是,很多人已经看清了现实,其中有些人,比如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政治规划。与此同时,严冬投下了它长长的影子。
1945年的秋雨,来得比往常要早一些。夏日的自由已经成为过去。那几个穿着白夹克的侍者回到了马克西姆的腹地,等待着美国人。英国人投了工党的票,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期望一个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是因为面对帝国的过往所带来的重负,他们已经疲惫不堪、心生厌倦了。除了少数幸运儿(大部分是演员)成功地去了纽约,对于大部分英国人来说,二十年来最寒冷、最灰暗的两个冬天并不是历史,而是还在前面等着他们。战时的苦日子还远未结束。饥饿在德国和中欧蔓延。战争早已结束,但重建几乎尚未开始。在东欧和西欧,包括德国在内,人们都认为未来是好是坏(大部分人看好)主要看美国;确实,他们的未来依靠美国的现身。他们的形象相应地形成了。在1945年那些淫雨霏霏的寒冷午后,数百万人去看美国电影,在他们镇子上从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大电影院里寻找温暖和慰藉。
电影:生活在模仿艺术,至少从形象形成方式这个层面上来说,是这样的。美国的生活是温暖的、拥挤的,是汽车和财富。在这些电影中,女人一个个貌美如花,男人则全都事业有成,豪宅名车闪耀着奢侈的光芒。几百万的美军士兵、水手、飞行员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未来:他们即将回乡,回到伊甸园,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家喻户晓的、由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勾勒出的天堂,有着数不尽的游乐园和派对,崭新的车,泡沫翻涌的啤酒。
美国是一部无尽的史诗;和欧洲不同,那里没有悲剧,当然上层社会是个例外:7月份,一架B-25轰炸机像金刚扔出的一枚导弹一样撞上了帝国大厦,生活再次模仿了艺术。在欧洲,从茅特豪森(Mauthausen)和贝尔森(Belsen)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已经失去了寻找他们残破的家庭和失散亲人的渺茫希望,在美国,“美国小姐”的桂冠戴在了一位来自美国纽约的美丽的犹太女孩儿的头上。当首批奥斯威辛(Auschwitz)的幸存者踏足纽约时,他们发现自己的亲戚已经开始在迈阿密的阳光里准备迎接冬季的到来了。通过东德和西德,涉及到几乎所有种族的大迁徙继续上演。截止到12月份,大约有超过600万的难民涌入,美国军方称之为“流离失所者”。美国仅有的“流离失所者”是那些战后离婚的人,他们四处游荡并不是为了寻找果腹之物或是安身之所,而是为了追求另一种形式的梦想。在温暖的广场上,体面的南美人往自己西装领口的扣眼上别着花朵:当欧洲还很落伍压抑的时候,不少天真的外来客退而求其次,到南美来寻求梦想。伴着盖·拉姆巴都(Guy Lombardo)和泽维尔·库加特(Xavier Cugat)的歌曲,在纽约盛大的舞会中,1945年过去了。
当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1918年12月登陆欧洲时,身着白裙的年轻姑娘们从精致的花篮里拿出一枝枝花朵投到他的脚边。而在1945年,没有人在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脚下的路上投撒花朵。在1918年,当时欧洲的20亿人口中,知道威尔逊和列宁,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和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的人大约不超过半数。而在1945年,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希特勒、罗斯福、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大名。在本书中,对于这几位我都会分别用几章内容加以叙述,因为1945年的许多重大事件,并非是受到了多少不可抗力的无情社会力量的影响,而是上述诸位的思想、决定和个性的结果。本书不是1945年的历史流水账,也不奢望求全。本书就是关于希特勒、罗斯福、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关于他们在1945年对未来的看法和见解,关于他们对接下来世界的秩序(或失序)的“贡献”。
1945年是世界历史最后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我说“世界”,是因为对于所有人,这都是个决定性的年份,即使是对那些身处遥远的大陆,1914、1789、1776这些重要年份对其没有丝毫影响的人,也一样。在20世纪的历史中(其实恐怕是在整个当代历史中),就其长期影响来看,能和1945年相提并论的年份只有一个,那就是1914年,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诚如我们所知,一战的爆发标志着整整一个时代的结束。或者说那是一个终点的起点:起于1914年的一切,终于1945年。在这四十五年里,爆发了两次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世界经济大萧条,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罗斯福、斯大林:在从1945年起到本书成书之时这三十二年里,还没有发生过什么能与上述相媲美的重大事件——我将在本书的倒数第二章中重申这个观点。
1945年不仅仅是墨索里尼、希特勒或者是罗斯福生命的终点,还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世界大战的时代至此告一段落;一个统一的德国此时走到了尽头;它标志着欧洲主宰退出了世界历史和地缘政治的舞台;它还是其他一些事情的结束。希特勒的死亡意味着对于人们简单称之为“法西斯主义” ——这个不太确切的概念背后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普遍的现象——的大规模诉求终结了。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世界上两大集团——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如果你愿意,也可称之为共产主义和民主——之间的争斗,看作是二十世纪的标志。然而就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紧随一战脚步而来,在欧洲中心,似乎出现了一股介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新势力,这股势力似乎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很快,这股势力就将展现出其潜在的、强大的诉求。最终,在1920年之后的二十五年里,出现了这三大阵营——请注意,不是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这在欧洲尤其显著,但在其他地方也不乏强烈的回应。所有这些对抗,因为一个人,希特勒,在始于1939年的二战中达到了巅峰。在二战中,同样还是因为希特勒,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了“盟友”。在二战行将结束之时,希特勒,作为人们心目中“国家社会主义”的化身,举枪自戕;正是围绕着他的遗物,包括希特勒自杀的地点在内,由美国和苏联为各自主要代表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即将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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