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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7月09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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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2016年1月,花城出版社重磅推出了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熊育群的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该书以中日战争期间,发生在湖南湘阴县的“营田惨案”为背景,以一对日本夫妇和一对中国夫妇的爱情为主线,反应了战争对人心灵摧残,以及人性变化为线索。这样的写法尝试,在书上市后,就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6月18日,中国作家协会十楼会议室,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南方出版传媒、花城出版社为《己卯年雨雪》举办了作品研讨会,专家学者齐聚,共同就这本书展开讨论。会议上,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更是对该小说高度评价,称其“开辟了新的精神视野”。熊育群以诗歌出道,以散文成名,为写就《己卯年雨雪》,前后倾注了十四年心血,在研讨会过去不久,百道网就此专访了熊育群,请他谈谈《己卯年雨雪》的创作过程以及在作品受到广泛赞誉后,他对今后写作的期许。
百道网:您从对“营田惨案”的田野调查开始,用了十四年的时间搜集资料,非常不易,请您谈谈您的创作过程。
熊育群:这得感谢互联网,15年前在网上无意中发现“长沙会战”,汨罗江防线就是我家门前的河,这仗就在我家门口打的!这让我非常吃惊。那时,亲历者有的还健在,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了营田惨案。但谁也说不清了,连死伤人数都说法不一。也许还能找到营田惨案的幸存者,但如何去找?我找了一个朋友易送君,他组织起人马,我们开始了一场长达一年的田野调查。
收集资料与田野调查的过程便是对真相的叩问与挖掘,其次是思考与酝酿的过程、发现的过程。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产生了把它写出来的强烈冲动,但如何写一个惨案、一场战争?要写成报告文学吗?这的确是报告文学难得的题材,长沙会战那时知道的人极少,就是我老家也极少有人知道。但我喜欢写的是小说。
但作为小说,这却是一个写了几十年的老题材,变得很平常了。我可以写那时期洞庭湖的生活,塑造不一样的人物,甚至把湖湘文化楚文化写进去,于是,从一对恋人的命运开始,我开始进入创作,长沙会战、营田惨案都以背景进入小说。
战争是我最不熟悉的东西,它离我很遥远。若不是遇到了自己家乡如此惨绝人寰的暴行,我不会去写这个题材。走近事发现场,特别是亲历者的指认,我开始有了切身的感受。
但是,当我写到五万字时不知道如何往下写了。这时候才发现写好这个题材远没有这么简单。我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感觉,觉得写不出来了。这五万字中有些不错的内容,丢了可惜,但它又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我便从中挑了一万字出来,作了一些修改,这便是2006年4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春天的十二条河流》。想不到这篇文章反响很大,还引起了争议,说它几不像,是散文还是小说在选刊就有争议,《散文选刊》把它当散文转载,《小说选刊》当新小说来转,但业务会上争议大没有通过。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终评时有评委说它是小说,不能参评散文奖。很多人把它当作我散文的代表作。这让我觉得不能随便就丢弃了。
我的困难很多,一是不熟悉民国时期的生活,二是对抗日战争特别是长沙会战了解十分有限。我把握不了吃不透的东西又如何能够独立思考,进而去感受去发现去表现?我的立场与情感又如何建立?
随着相关资料的获得,一点点的积累,就像拼积木似的,真相似乎在慢慢复原。譬如当年湘阴县县长谢宝树的《守土日记》的发现,那场战争每一天发生的事情他拣重要的记录下来了。我在地摊上找到了《岳阳百年大事记》《岳阳文史》《湘阴文史资料》等旧书,还有收藏的朋友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写的《湖南会战》译稿等大量资料给了我,一位朋友从一个台湾将军那里要到了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室编印的《国军抗日战史专辑》。我又读陈存仁的《抗战时代生活史》《银元时代生活史》《八年抗战中的国民党军队》《1937年:战云边上的猎影》等,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息。
特别是有一天,我在大理的旧书店无意间发现了《湘水潇潇——湖南会战纪实》,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一个日本女人近滕富士之的档案材料,一个真实的日本人的内心世界令我感叹,她让我回到了常识——我们是一样的人。正是她引出了小说的女主角之一武田千鹤子。
这时候我认识到要写好这个题材不能缺少日本人,离不开日本人的视角。因为这是两个国家间的战争。而我们这么多年都一直在自己写自己,日本人几乎成了一个符号——魔鬼的代称。写魔鬼容易,写人变魔鬼就难了。但只有写好人变成魔鬼才有启示意义。中国战争题材的小说还不能与世界对话,寻思原因,我们受害者的意识太深,无法超越仇恨,对施害方又缺乏了解的意愿。要说战争中的人性,日本士兵更能提供丰富的例证。
日本女人近滕富士之让我想到,两对生活在各自国家的恋人,过着彼此相近又不同的生活,上学、恋爱、结婚,日常的起居、礼貌与情谊,本来毫不相干的人走到了一起,彼此产生了深仇大恨,都无法释怀,七十年过去了,这仇恨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这就是战争的逻辑。这是一种民族的仇恨,让每个人都不能幸免。由此也可以看出人类的不智与理性精神的缺乏,把利益高高置于生命之上,这是一种自我践踏。我对战争的思考由此开始。
第二次创作,有了一对日本恋人。那时我没想到遇到了更大的挑战:你如何写好日本人,尤其是昭和时期的日本人与他们的生活。日本人的视角必定有他们对这场战争的理解,他们自己认为的战争史与真实历史的区分,他们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这些牵涉到日本的历史、地理、文化、国民性、起居生活环境等等,写好了这些,一场真实的立体的中日战争是能够浮现出来的。
这时期我开始看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内田树的《日本边境论》、网野善彦的《日本社会的历史》、尾藤正英的《日本文化的历史》、奈良本辰也的《京都流年》、妹尾河童的《窥视工作间》等,看他们拍的电视剧《坂上之云》和众多电影,读日本作家田边圣子的《源氏物语》、川端康成的《雪国》、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柳美里的《声》等小说。
侵华日军的战地日记也开始出现了,大和民族是一个喜欢写日记的民族,我找到了《东史郎日记》《荻岛静夫日记》,还有太田毅《松山:全军覆灭战场的证言》、小熊英二《活着回来的男人》,这些书有的是我从台湾找到的,有的是朋友惠赠,有的是民间抗战博物馆的高价影印件,它们对我帮助特别大,让我有如亲历。小说主角之一武田修宏立即获得了灵魂,他的每一个行为都有了依据,特别是恶行细节我无一虚构,它们全部来自这些日军日记。
当然,光有书本是远远不够的。我第一次去日本是随团去的,不到十天。第三次投入写作,几乎是推倒重来,大约写到14万字,感觉写日本人的生活仍然有些无力感,生活的细节仍然缺乏,没有日本人原型也让我感觉有些隔,于是我放下写作,从天津滨海国际写作营回来,第二次去了日本。
这次自由行将近一月,我不但找到了侵华士兵的家,找到了昭和时期生活的真实环境,还找到了千鹤子的原型,再次投入创作时就顺利多了,几乎是一气呵成的。
但最后一稿写得非常苦,反复地修改,估计有二十多遍,一方面是一些地方不太满意,另一方面恰逢国家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不断有新的史料出现,改得自己都想吐了,到后来,只要一打开电脑我就忍不住要去改,都变成习惯了。今年春节去台湾买了几本有关的书,我还有修改的冲动。可以说,这是我写得最苦的一部书,把头发都写白了不少。
《己卯年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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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作者:熊育群
出版时间:2016年01月
百道网:您曾说过《己卯年雨雪》采用了虚构与非虚构的写法,为什么要把非虚构容进小说?
熊育群: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面对这样一个巨大又残酷的事实,你会觉得虚构的小说特别没有力量,尤其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越来越偏爱非虚构的东西,小说面对现实正在失去它的力量。我尝试了一条虚构与非虚构结合的路子,那就是细节、大的事件、背景、环境力求真实,但人物与故事可以虚构,人物能够找到原型的我尽力寻找。我希望读者可以根据小说内容去与现实世界对应,甚至寻访小说主人生活与走过的地方。我自己写作时就沿着小说主人的行动轨迹行走过了。小说因此拥有一股真实的气息,它能够对现实发言,就像一个人站到了大地上,它是能够发力的。
百道网:在北京的研讨会上,您在讲话中说,在对史料的挖掘中,您一度因看到人性的残忍而感到绝望,甚至抑郁。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研讨会现场图)
熊育群:这个题材你要深入会很恐怖,承受力差的人可能会被击倒,写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就自杀了。男人可能要坚强一些。我的绝望倒不是来自那些血腥的场面,而是人性。我从这一场战争中看清楚了人性,这种绝望是巨大无边的,有时一个人忍不住哭泣,全身发冷,非常抑郁。我在进入一个地狱一样的世界。那么巨大深广的灾难与伤痛让我哭泣,主人公悲惨的命运让我哭泣。我明白了以前我们把希望这个词挂在嘴上,是多么轻飘的想法。这个世界希望其实非常渺茫,我是因为绝望才去追求希望,人世间没有希望人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我们必须要制造出希望来。是绝望让希望显得珍贵,是绝望催生了希望。
在完成《己卯年雨雪》创作之后,我看世界的眼光也变了,我感到害怕,有一种力量似乎人类还不能控制,这在我小说中追问战争灾难的责任时,竟然追究得十分困难,跳过了那么多的人,很多人都自我原谅了。正如战争机器的发动,有那么多必然与偶然的因素交织成一团,有时让人辨识真相都很难,如同一千个人来凌迟一个人,到底是谁杀死了他?这其中人性的恶更令人心寒,我时时感觉到寒意,我能理解张纯如的自杀。几千年来,社会变化如此巨大,人性却一点没有变化。人类只有自己筑墙自我设限自我警戒,建立重重机制,困住心中的兽性,也许才能够得救。
百道网:您能说说小说采取第一人称的想法吗?
熊育群:我想,伤害人最深的莫过于心灵的创伤,这是我采用第一人称视角的原因,我要进入人的内心世界。虽然我有所改变,只是以第一人称的感觉来写,因为我还得跳出来,事件成因、背景等更宏观的世界需要交待。
如果不是见证了亲历者内心的痛苦,如果不是对这场战争有新的发现与认识,如果没有超越,如果找不到好的形式,想要写好一部小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百道网: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评价您的《己卯年雨雪》时,说小说的价值在于:“它确实开辟了新的精神视野,回应了我们那个伤口里最深的东西最复杂的东西,它注视我们自己,也注视着我们的敌人。它不是为了仇恨,而是直面历史而争取和平。在这个意义上,《己卯年雨雪》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上的不断成熟。” 关于这个“开辟了新的精神视野”,您本人是如何看的?你在构思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是否有意识地、自觉思考这样的问题?
熊育群:十几年前我到了法国的诺曼底,诺曼底登陆是二战中盟军在欧洲西线新开辟的战场,那次登陆战死伤无数。我到了盟军墓地,那是一片开阔的草地,草地下是长眠的战士,每个墓只立一个白色的十字架。海岸边,阳光照耀,平坦的草地,方阵一样排列整齐的十字架格外壮观、凄美。我又特地去了德军的墓地,也是一片草地,十字架却是灰黑色的,墓地中央有一个雕塑,让墓地阴森、压抑。它赋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这是侵略者的墓地。墓地无人看管,全靠志愿者来打理。我看到橱窗里的照片,尸体、泥泞的小路、挖开的墓穴、死者父母兄弟悲痛欲绝的面孔……这些是当年埋葬德军尸体时的照片。我当时非常感慨,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当自己的儿子死于战场,作为父母那种悲痛的心情是一样的。他们都以为自己的儿子是为了崇高的目的而走上战场的。但是,这里是有欺骗、有是与非的。一边是英雄,一边是侵略者。但普通老百姓却是盲目的。这些埋在地底下的德国年轻人难道全是坏人?都该死吗?这就触到了常识。因为不可能一个国家要么全是好人要么全是坏人。这就涉及到战争的欺骗性。日军侵华,那时中国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作为中国同宗同文的日本人,他们欺骗国人:我们有责任解放中国,建立一个共同繁荣的国家,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圣战。
战争使人变成魔鬼。诺贝尔奖获得者、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锌皮娃娃兵》,记录了阿富汗战争的血腥与残酷,与抗日战争并无多大区别。战争有战争的逻辑,非正义的战争,发动者都靠欺骗,因为没有人愿意去杀人,没有人不渴望和平。在世界战争文学中,用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两国参战者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你要克服仇恨、偏见、歧视,要开阔的眼界与胸怀,有对人类的悲悯情怀。当你跳出来,站在一个高的视野看待战争的时候,战争的真相才浮现出来,看到人类的生存状态,看到真正的罪恶,对待异族、争端、战争,我们的认识变了,对是非的理解境界不同了,就像李敬泽说的“开辟了新的精神视野”,这是精神上的成熟。精神上的成熟就是我们能看到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偏见,不是一己的仇恨看待问题。一个民族精神上的成熟,它不是对真实的东西视而不见、躲避,宁愿被仇恨蒙蔽。生活在仇恨当中的民族没有长大,仇恨只能导致重蹈覆辙。《己卯年雨雪》采取一种双向视角的写法,它不是丧失自己民族的立场,这恰恰体现了一个民族的胸怀,一个民族的成熟——我们终于可以有气度地面对自己民族的伤口,甚至敌人的伤口。
百道网:书名中己卯年是传统的干支纪年法,这种纪年方式来自道家思想,在书中,您给人物的名字,如“左太乙”、“王旻鲲”“王旻鹏”的鲲鹏,也有着道家的色彩,这不能不让人想到道家的逍遥,战争与逍遥,您是否有所隐喻?
熊育群:我写到了人类漫长的战争史,同时也写了人对于自由世界最高的向往——道家的逍遥。它们恰恰成为人类生存的两极,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消解。中国文人有两种典型的人生选择:入世与出世,如同道家阴阳两极世界,本身内含有对世界的认识与态度。这种人生选择跟儒与道对应,都拥有自己行为的理论依据。当战争来临,这两种人生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更加极端,更凸显出儒道两种本土传统文化的对比。特别是左太乙把道家的人生态度推向了一种极致,以此来表达他对人对世界极端的失望心情,这更能表现战争的野蛮、生命的荒凉,这是一种生命控诉!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与左太平所代表的儒家相互排斥的人生态度,你会发现都是对的。恰如太极的阴阳世界,是一种对立统一。
千鹤子能够活下来,正是中华文明儒家与道家文化救了她,儒道在与野蛮对峙时显现了文明的高度:良知与正义超越了仇恨与冷血的杀戮,人道情怀超越了种族与国界。一场战争的胜利绝不仅仅是冷血杀戮的结果,一定有文明感召的力量。
所谓文明,最终将内化为人格,这是文明的最高实现与最终呈现。中国老百姓哪怕不识字,他(她)在这种文明之中成长,其人格也一样被塑造,因为文明不只是文字,它还是一种生活形态,一种价值观、伦理观、生命观。在中国广大的乡村,那种慈悲与善良,对他人的关爱,随处可见。尤其是那个年代,待客远胜于待自己。我去日本,家乡的老人竟然担心我们杀了那么多日本人,日本人会不会恨我们。
小说写道家文化,本身也贯穿了道家的精神与风骨,它如云中之笛,有如天籁,这才是生命的境界,是超越生死的大悲咒大悲悯。写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大题材,我们一定要看到文化。这是最初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归宿。
百道网:战争是一个宏大的题材,您以中日两国两对夫妻的命运演变为线索展开,战争文学深究的不是历史成因,而是背后的人性,善恶的变化,作家的使命就在于描绘出世间百态,作为一位优秀作家,您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丑恶怎样把握?
熊育群:战争让所有人内心冲突、纠结,是良知泯灭、人性沉沦,还是坚守最基本的人性与理性,战争无非是杀人,但无缘无故杀人却是对人心人性最大的考验,战争把生与死推到了每个人的面前,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这里既有欺骗,也有环境的逼迫,人性的扭曲、异化,战争的残酷就表现在这里。大和民族具有两面性,好极端,这种冲突更加突出。生死关头,不同的选择表现人性善恶,表现人性的光辉与邪恶,表现生命境界的高下、文化的优劣。正是这里见证了人类的文明之光,正如黑暗见证光明,野蛮显现文明。侵华士兵大都有一个感受——中国人的心是温暖的。
百道网:您的小说《连尔居》以动荡的、波折的文革为背景,而《己卯年雨雪》也选择了以中日战争为背景,把小说放在大历史背景中来写,这是很多经典小说的做法,是否可以理解为,您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有成为经典的追求?
熊育群:这是有抱负的作家都想追求的目标,我当然希望能够写出好的作品,希望喜欢她的人一代代喜欢下去,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写作者的正常心理。谁不想自己的作品成为经典?而是否成为经典,不由作者来说,而是由读者来决定的,这个读者不只是同时代生活的人,他们是一代又一代的人。所以,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不可见证的事情,一个作家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写作,写出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才华。想得太多,反倒写不好了。
《连尔居》写的是我青少年时期的经历,那恰好是文革时期。在一个少年眼里荒诞的生活并不会与政治挂钩,而是人性,是别的与人类生存本质有关的更深远的东西。正是这个视角我才去写那个年代。《己卯年雨雪》是因为家乡发生了战争,有一定的偶然性。
百道网:请您推荐几本对您的写作影响比较大的书。
熊育群: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福克纳《喧哗与骚动》、麦克尤恩的《星期六》、库切的《耻》、川端康成的《雪国》《伊豆的舞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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