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2010年12月版，35.00元。

 

 

《追忆双亲》，2011年3月版，35.00元。

 

 

《此生此情》，2011年5月版，35.00元。

    丁东
    学者，曾供职于山西社会科学院，退休后定居北京，以研究当代中国历史和文化为主，著有《冬夜长考》、《和友人对话》、《尊严无价》、《午夜翻书》、《思想操练》《精神的流浪》、《教育放言录》、《文化十日谈》等书，编过《顾准寻思录》、《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反思郭沫若》等书。


    我过去编过一些书，最近几年没有编。2009年秋，中国工人出版社陈大钢、傅娉两位编辑约我重操旧业，编一本怀念近些年去世的著名知识分子的文集，兼顾文学性和思想性。我和他们反复切磋，用了将近一年时间，编定了《先生之风》，于2010年11月出版。上市后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兴趣。大纲先生与我商量，继续往下编。到今年5月为止，又出了《追忆双亲》、《此生此情》、《风雨同窗》，合称“背影书系”。

    四本书都是悼文的汇集，第一本杂一点，其中多数篇什是学生追忆老师，后三本比较集中，分别是追忆父母、追忆丈夫或妻子，追忆同学或朋友。把当代人的悼亡文字，分门别类编辑成册，这算第一次尝试。

    名人写、写名人

    这套书，不属于任何“工程项目”，也不是受特定出资者委托，而是面向一般读者的人文书籍。现在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为一般读者编辑图书还有没有必要？还有没有市场空间？已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如果书中提供的信息，在网络上寻找起来很方便，许多读者已经放弃纸质图书的阅读；如果书中的内容是独家的，是读者希望了解的，网上看不到，纸质图书自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我虽然在选文的过程中，搜集了一些网上没有的文章，比如戴厚英，在中国流行互联网以前就去世了，她回忆闻捷的文章网上没有。但是，“背影书系”的大部分文章，在网上是能够搜索到的，这样的纸质书籍，还有没有存在价值？我想，还是有存在价值的。文字可以分为两类：前一类属于快餐，可以随读随丢；后一类属于醇酒，值得反复品味。后一类文字汇萃成书，电子媒介仍不能取代纸质媒介。

    《先生之风》最初的设想是名人写、写名人。但我想对名人注入自己的理解。比如书中篇幅最长的一篇是赵越胜的《辅成先生》，周辅成是北京大学教授，是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奠基人，去世时近百岁，可称为名人。但是，社会上知道他的人非常少，只有在伦理学界这个很小的范围内，学者们承认他的地位。但他无论是学术造诣，还是人格操守，都不在知名度更高的季羡林以下。幸好周辅成教了几个好学生，其中之一就是赵越胜。知道赵越胜的人也很少，因为他早已定居法国。他写的文章不多，但非常精彩。我就跟陈大钢先生说，这本书哪怕只收赵越胜这一篇文章，读者买了也不后悔。

    还有王年一先生，是《大动乱的年代》作者。国内已经出版的“文革”史，大家公认以此著为最佳。王年一去世时75岁，无声无息，媒体没有什么报道。吴迪的回忆文章也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在朋友间内部流传。所以，我想对名人的理解宽泛一些，擦亮一些应当关注但被忽视、被遮蔽的名字。

    名家回忆名师自然是人间佳话，有几篇文章我早就非常喜欢，常向朋友推荐，比如钱理群回忆王瑶，王彬彬回忆潘旭澜。和王瑶相比，复旦大学潘旭澜也较为寂寞。其实他不但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第一批博导，更是当代人反思太平天国真相的先行者。他退休之后，才开始撰写反思太平天国的系列随笔。质疑汪晖的王彬彬，就是潘旭澜的高徒。钱理群、王彬彬的悼文，展示了一种令人向往的师生关系。王瑶把研究生请到客厅，叼个烟斗，大家一块儿闲聊。潘旭澜把王彬彬请到家里喝酒，深谈，亦师亦友、精神相通，成为一道逝去的风景，今天的大学里已经很少见了。

    对父母反思，也为父母辩护

    天下悼文，多为美言。但在编《追忆双亲》时，我还是想有所不同：子女追忆父母，是否可以讲述缺点和不足，甚至历史的局限、人性的弱点？李南央回忆母亲范元甄的文章，附上了《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此文曾惊动文坛。还有老鬼的《母亲杨沫》，也是直言不讳。此类文章，还有周舵对母亲的反思，相当深刻，未收进来，留下了遗憾。北岛的父亲赵济年，六十年代担任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时候，曾经到冰心那儿去刺探，北岛第一次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这件事在文中占的篇幅很小。我跟北岛从小住一个院，赵济年先生也是我认识的长辈。他奉组织之命刺探，今天好像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但在当时，甭管你是共产党员，还是民主党派成员，能受到组织的信任，去当信息员，不会有任何负疚感，所以不能因为这件事，就把北岛的父亲想得很不堪。其实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挺好的人。当年北岛办《今天》，承受的压力很大，父亲对他一直相当支持，相当理解，相当包容。作为父亲，在那种环境下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很不简单。

    《追忆双亲》除了追忆名人，也追忆一些不太有名的人，比如于建嵘的父亲于昌海、林贤治的父亲林举荫，都不是名人。还有一篇文章，追忆者和被追忆者都不出名，就是马懋如追忆王春香。马懋如是中宣部的离休干部，过去写东西不多。她追忆的婆婆，更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但是我为什么要把这篇文章选进来呢，其实背后有一个故事，书里没说。大家不知道马懋如的公公是谁。我只说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领导干部，其实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她的公公叫刘顺元，最后的职务是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委员，即使在中顾委委员里，他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是中国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第一人。抗战胜利，苏军占领了东北，接管了旅顺大连，中共要往那边派干部，中共派去的干部就是刘顺元，但是苏军不把中共干部放在眼里。刘顺元是比较有骨气的，他不是被苏军指挥棒指挥得团团转，而是表现了独立自主的精神。他坚持了原则，维护了民族的尊严，这样就得罪了苏军负责人，对方就把这个情况上报了斯大林。1949年，刘顺元是济南市市委书记。10月1日开国大典，当时外国代表团只有一个，就是苏联派来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文化代表团。他们访问完北京，下一站要访问济南。斯大林知道中共把刘顺元安排在济南市当了一把手，就要让苏联代表团去济南。中共领导当时最怕跟苏联的关系闹僵，趁法捷耶夫没有到达济南之前，先把刘顺元撤了，还让刘顺元写检讨，让法捷耶夫给斯大林带回去。刘顺元说，我没错误，做什么检讨？刘少奇说，这不是你个人的事，为党为国，你得做这个检讨。刘顺元说，我这检讨没法写。刘少奇说，没法写也得写。不但让刘顺元做了检讨，而且把刘顺元连降三级，弄到上海市不起眼的一个机关里当了副职。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4年，刘少奇想起刘顺元，问他在哪儿呢？别人说，在上海某局当副局长。刘少奇说，赶快起用，安排他当了江苏省第二把手，给他官复原职。刘顺元这样的人，当然是青史留名的人物。刘顺元的前妻就是王春香，刘顺元参加革命之后，她含辛茹苦，在家伺候公婆，抚养三个儿子参加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但是解放的时候，她要见丈夫，可这时丈夫已经娶了别人———那时革命队伍里有规定，夫妻多年失去联系，可以另外结婚，组织批准刘顺元另外结婚了，但是农村老婆不知道。建国后王春香要求和他见一面。见面以后，回到山东继续当她的农村妇女。这背后的故事，书里头是没有的，但我心里有数。我虽然十分尊敬刘顺元，但是我觉得王春香这个农村妇女的命运太苦涩了。这样的人，在大历史里头，往往没有她的位置，就是牺牲了别人也不知道。但是马懋如写出这样的文章，就留下了一笔。马懋如写文章，有意不出现公公的名字。但她另外写过一篇《我的公公刘顺元》。我通过选这样的文章，表现我的理解：历史不是简单的黑白两色。在大历史的主线背后，有着很多小人物的命运往往被忽视，被遮蔽，但是他们的酸甜苦辣也是值的回味的。

    除了对父母进行反思的文章，我也选了为父母辩护的文章。宗璞是冯友兰的女儿，粉碎“四人帮”以后，冯友兰被说成是北大“四皓”之一，“四皓”就是四个投靠江青的老头的意思。宗璞感到不公平。她觉得，冯友兰不应当承担那么大的罪责，很多事情，他是身不由已。不应当对冯友兰的责备过于苛刻。别人在那个时代，如果受到官方的青睐，表现未必比冯友兰更好。宗璞有她的道理，虽然她的观点并不等同于我的观点，但是我要把宗璞的文章收入这本书里，增加一个角度，一种旋律，可以使这本书更加丰富。

    散文代表当今汉语文学的高度

    编选《此生此情》的过程中，我发现追忆伴侣的文章比追忆双亲的文章，在数量上要少得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年龄。在通常情况下，夫妻年龄相近，往往一方辞世，另一方也到了生命的黄昏，有没有精力写作便成为问题。不少未亡人并非不想为先去的配偶献上一篇祭文，但已经力不从心。而中年丧失配偶的情况，毕竟只是少数。所以，一般的文章高手在写作盛年，很少遇到需要追忆配偶的情况。而父母去世，身为子女者尚在盛年，则是人间常态。因而追忆父母的文章自然比追忆夫妻的文章多出许多。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能够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力，选出一些能够直抵灵魂的文字，力求避免雷同，尽可能多方面地展示半个多世纪以来家庭、婚姻、爱情的演变轨迹。戴厚英与闻捷相爱而受到高层政坛阻挠不能结婚，金凤与赵凤桐被组织强迫离婚又历尽艰难争取复婚，都是让我不能忘怀的文字。胡绩伟追求长他四岁的堂姐，当时以为是冲破家长束缚，后来懂了科学，才知道限制近亲结婚的必要。

    编选《风雨同窗》，我想把时间的跨度进一步拉开。书中李锐和文立徴、赵俪生和王瑶、冯契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同学，龚育之和郑惠是四十年代的同学，刘发清和林昭、罗基和沈元、王学泰和遇罗克、毕星星和南岩是五十年代的同学，章立凡和史铁生、沈睿和姚锦云是六十年代同学。把这些本不相干的文章编排在一起，无意中展开了一部当代同窗的历史长卷。同学少年，处于不同的时代，受到理想的感召，从投身救亡，反对独裁，到追求自由，告别蒙昧，可称风雨苍黄，气象万千。但在政治史、思想史之外，同学关系中还有更多的人文天地。沈睿回忆小学同窗姚锦云的《残酷的青春》，有独特的心理视角。她们在“文革”中共同经历了青春期，而那个年代少女特有的精神历程，史家缺少记载。毕星星回忆同学兼侄子南岩，则以伦理视角见长。这个中学教师的命运，也让人感慨不已。

    每一时代的文学，总有代表性的体裁，过去常说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这个意思。上世纪8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体裁是小说，当时涌现出一大批小说家，看小说的不光是文学爱好者，一些搞经济工作、政治工作的跟文学根本不相干的人，都要看小说。小说在当时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当中成为一个最敏锐的触角。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千年以后，不能说没有好的小说，整个小说已经跌到了一个低谷。小说不行了，不等于中国的文学就不行了。这时中国的文学出现了两个亮点。通俗文学的亮点就是段子，那些手机短信里的段子颇有智慧。高雅文学的亮点就是散文，写人物命运的散文，像章诒和、徐晓、吴迪，以及旅居国外的赵越胜、沈睿，他们的散文，我觉得代表了当今汉语文学的高度。“背影书系”里大量的作者是学者，也有一部分作者是作家，或者作家兼学者，他们的文章，作为散文，艺术性也是比较高的。选文也是一次观察和评判文坛的机会。虽然只是个人眼光，不同于官方机构的评奖活动。但只要选得认真，照样可以引起良好的反馈。某次聚会见到乐黛云教授，她感谢我把她追忆公公的文章置于《追忆双亲》的卷首。其实，我是以主人公逝世先后为序，没有别的用意。有一些出版社每年按照文学体裁出版年选，这是一种评价方式。我按内容专题选文，不知可否成为另一种评价方式。我想表达这样的想法：在主流体制文学走下坡路的时候，中国文学并没有死，真正的高手在别处，真正的佳作在别处。

    《风雨同窗》，2011年5月版，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