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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俞晓群专栏】前一篇文章《约稿》登出,微信上议论之声不少,有赞扬,有感伤,也有朋友问:“你不怕到时烂尾么?”我知道,他这句话中“到时”一句,说的是“到我离开的时候”。这让我想起三十年出版中,遇到两次“到时”的经历。
第一次是沈昌文“到时”。那是在一九九六年元旦,沈先生接到电话,告诉他:“您于昨天下午五点已经退休。”对于这样的通知方式,沈先生一直恨恨于心。可是恨归恨,面前那一大堆稿子怎么办?其实此前几年,沈公已经离开三联总经理的位置,只做《读书》杂志主编;其间通过赵丽雅,我们有了交往。那时我任辽教社社长,有资金却缺乏书稿资源。最初见面,赵丽雅说沈公对我印象很好,其实我心里清楚,以当时沈公的江湖地位,他肯于跟我合作,实在是出于无奈。比如二〇〇三年,我的小书《人书情未了》出版,沈公赐序,题目还是《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清楚地表达了他的心境。有一次沈公还对我说,他写好序言后给谢翰如看,谢还批评沈公不该这么说:“晓群对你如此尊重,你怎么还这样写呢?”其实沈公说得很清楚:“我对于三联书店,为了爱,现在只能不爱他们了。既然有了那么大的误会、那么深的矛盾,为了保全三联书店,我只有放弃这种爱心,划清界限,彼此不搞业务来往。为了不爱的爱呢?就是跟俞晓群的合作。我本来并不爱他们,可是还谈得来,还能一起做点事儿,比如继续出版‘向后看’的外国老书。”而我处事,往往弄不懂人事关系的复杂,只要有好书给我出版,我就会言听计从,千恩万谢。何况我一直认为,真正的好朋友不是靠短期利益纽结的,它需要长期的彼此了解,彼此认同。我与沈公交往,就印证了这个道理。
后来有人说,沈昌文将好书稿卖给辽教社。这里需要有三点说明:其一上面已经说到沈公当时的处境。其二不是卖,沈公向我推荐是不收钱的。其三沈公退休前后,手中积压了大批书稿,不出版作者会有意见,给三联他又掌控不了出版与否。所以沈公一直明确对我说:“我只能把三联挑剩的稿子给你,好么?”我回答:“没问题,那也比我四处乱闯拿到的书稿好。”从“书趣文丛”到“新世纪万有文库”,其中都有三联“读书文丛”“文化生活译丛”的影子。
第二次是我“到时”。那是在二〇〇〇年,我兼任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当时许多策划人、作者以为我要离开辽教社,立即慌作一团。比如这一年一月,沈昌文传真写道:“同林道群便中说起,你有上调为辽宁集团的副总可能。林听说后,忽来一伊妹儿如上。敬请一阅。此事您可否向林做些解释。我说话无意,只觉得是一喜讯,应当共同祝贺,不料给你添来麻烦,抱歉!”林道群电子邮件写道:“辽教俞社长上调的事,第一次听说,看来这一回怕真要沈公你替我说一句话,在几个月前俞社长要我寄他发票,他说要支付掉牛津精选的款项。我一直相信俞社长是有信誉的,但现在看来,如果他被调走,情况怕不一样,可以的话,请您向俞社长说一声,否则我日子不好过,请谅。”直到二〇〇三年我不再兼任辽教社社长,几年之后,许多书的版权都散去了,有名的如“新世纪万有文库”、“书趣文丛”、《几米绘本》,直至《万象》杂志。
这一次朋友提醒,也让我想起上面两段故事。说实话,人生经历多了,经验多了,自然会事事多加小心,以免再“到时”的时候,给作者和接续者添乱。
(本文编辑 eliza)
(本文原载于:深圳商报201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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