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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5月14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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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的方式有千百种,而每个人只能选择一种。说到底,谁的生活都是狭窄的,我选择了以书为伴,为书服务一辈子,每天翻书、查书、用书,每编一本书我都能得到心境澄澈的享受,每销售完一本书都记载了我的付出,在书店无论是卖书还是编书时,忘却了自己也获得了自己。”
(黄德志先生)
说这话的人叫黄德志,一位近八旬的老太太,她提到的书店叫社科书店,1981年在北京建内大街创立,那时候的北京刚经历完一场政治的严冬,人人都在翘首企盼暖春的到来,而学术圈尤其如此。作为一家为数不多的专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书刊的专业书店,社科书店很快就成为八十年代初,很多知识分子和新进大学生趋之若鹜之地,俨然成为那个时候北大三角地的一处文化景观。
而黄德志在接手社科书店却已是94年4月1日的事了,当时,她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一名资历深厚的老编辑。这让我对她产生了好奇,因为爱书而甘愿栖身于故纸堆里的编辑有很多,那对一个爱书的人来说就足够了,但她却选择走出来,用她的话说:是从一片书海驶入另一片书海,这次航行历经了十八年。
在得到中社科的另一位王磊老师的帮助后,我与这位老太太取得联系,我表达了自己想采访她的愿望,她欣然应允,只是短信回复时,带了一个附加条件:“你要采访可以,但请别再叫我老师,叫老黄,因为大家都叫我老黄。”
我们约好清明假期过后在她家见面,那天下午三点,我如约而至,见到了这位老太太。她着枣红绒衫,外披青灰色毛衣,老花镜挂在脖颈上,是湖南人,1978年入编辑这一行,在京生活已有几十年,仍然一口湘音未改。虽年事已高,但身子骨仍很硬朗,说话间就唱着小曲,翘着兰花指大方地划了一个舞步,十足潇湘女儿的爽朗。
说起当年组稿的第一本书,老黄谈兴很浓,是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谈起她是如何约得这部重量级稿子的陈年旧事,她脸上飘满了稚气的喜悦。话题转到书店,她很自豪但又很感慨:“我要讲书店,几天几夜都讲不完。”
“是1994年,郑文林社长、盛存义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说门市书店需要一个懂书的人来管理,他们说我是合适的人选,如果有人找我出书,我仍然可以继续编书……我当时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没想到,这一做就是18年……”
话音才落,她就望向窗外,细细地回想着什么,这位近八旬的老人刚才的健谈在提到18年时,蓦地流露出了失落,也许是瞬间的回想、冉冉升起的怅然盖掉了刚才的欣喜。
“为什么是毫不犹豫呢,按理说,当编辑的话,只要能负责书稿,与作者打交道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去负责书店业务?”这是我备好的其中一个问题。
她收回视线,缓缓地说道:“因为我是编辑,我做好一本书后,关心它的命运,只有书店是了解书籍走向的场所。我不能总在编辑的岗位把书做好就行,我想知道它去了哪里,被谁带走,又受到谁的喜欢。书的生命由作者赋予,而我们做编辑的,只是为这个特殊的生命做好了衣服,让他体面地走向世界,这本来就够了,可书一定要得到读者的阅读,它的生命才能延续啊……”
她说这话时,我想起了博尔赫斯的名言:“一本书摆在书架上,他只是个物件。无所谓存在,但他潜伏着,等待着,直到他与读者的相遇,他才会被唤醒。”人们常说,出版社是作者与读者间的桥梁,说到底,摆渡的人是编辑。
“我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做18年”,老太太喃喃地继续说道:“你想,一个人怎么能够提前预知自己的命运走向呢?这18年都是一点一点的情感积累,在我对生活态度的认识逐渐改变后,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你问题里有一个是‘为什么我能够坚持这么久’,其实这18年,书店和我都遇到过,也克服了很多困难,我给你讲几个例子都是很大的,就算是回答你问我的问题吧”,她扶了扶眼镜,蹙眉看了看手中的稿纸,确认之后才继续说:
“我刚经手书店的时候,书店还在长安街,可第二年,适逢国家要准备五十周年国庆庆典,长安街需要改造,这是国家大事。书店因此面临拆迁,当时我真是急死了,怎么办啊?我到拆迁部跟指挥部的同志诉苦衷,指挥部的同志跟我说‘黄德志,房子拆迁街道改造都是国家大事,你的书店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你不用卖书了,把书店交回单位,让他们管;还有一条就是坚持做,国家补助你钱’。碰到这样的困难让我和书店都陷入困境,我是共产党员,我应该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毫无意见地服从国家党的政策。我没有因此放弃书店,我决定继续管下去。那时候指挥部就设在书店里,没有时间喘息,再夜以继日打包、捆书搬运书籍、书柜等,达到指定搬迁时间还提前了一个星期,指挥部奖励九万元,整个拆迁后那段时间我天天去看到那片书店的废墟都会流泪,因为心里特别难受……”
正说着,老黄突然哽咽抽泣起来,旧事重温,感慨良多,她双颊尽是泪水,我知道这些旧日记忆触动了她,也不晓得说什么好,只能握住她的手。等她情绪平复,抹去泪水才接着说:“当时我两个儿子都在德国,他们那会儿都动员我,说‘妈,你来德国吧,到这里散散心,就别想书店的事了’。可我舍不得,在书店,我可以随心所欲读书,可以和大学者交谈读书体会,又可以了解学者需要的图书,看着大批图书被销售完,不知不觉地滋生出情谊:仰慕、感激读者、眷恋书店。后来就去找了李铁映院长,写了三次报告,强调书店搬迁到社科院内的必要性......在得到他的支持后,书店才得以继续开下去,同时也得到了科研人员的支持。批准书店搬至科研大楼的第一层,同科研人员零距离,书店大门可通地铁,人们只要一出地铁就能看见书店全貌。那时候人们看书的热情高,书店里经常会来很多读者,他们中既有学识丰富的大学者,也有初来北京上大学的学生,一到周末,书店就很热闹。那些年书店总是门庭若市,生意火爆。我们不仅能自己缴纳房租,而且职工福利也很好。“听她描绘当年书店里的盛景,真觉得人们对书籍、书店满怀热爱的风月当是绝响了。
“可刚过上几年好日子,2003年,SARS来了,书店被围墙围起来了,书店关门了,谁也不能进,停业几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要装修迎接奥运盛会,科研大楼墙外装修,书店又关门停业10个月,书店申请减免房租,但只批了减房租8000元。书店艰难前进。”
“王伟光院长等院领导为整顿加强科研管理,科研大楼一层不准经营,书店搬至4号楼东侧,又远离科研人员,书店销售日益萎缩。由于院领导支持缓交房租,书店举办各种文化沙龙会议,带来了更多的读者,口耳相传,名声提升。书店职工参加院内外举办各种学术讨论会随会售书,科研大楼楼道书店职工长期摆摊售书,方便来访社科院人员,服务于科研人员以增加书店销售量,就这样书店得以生存,院领导也暂缓缴纳租金,到2014年6月4日赵剑英社长正式宣布派年轻的冯经理接任书店,又派副社长李丕光领导书店,交足房租几十万。社区要求医务室扩大成为社区医院,院领导要书店再次搬家,离科研大楼近了200米多米,赵社长要王浩副总编、办公室主任张明、书店顾问王磊三人设计适合读者喜爱的书店,赵剑英社长投资几十万并装修一新。所以叫书店二次创业。”
“搬至4号楼,是书店第三次搬迁,我记忆犹新,从科研大楼到4号楼,道路弯曲,不能用车,员工用辆三轮车,人工搬运,有人说她们就像小燕子含泥垒窝。困难被我们员工一件一件地克服了。当时支持我们的人有很多,有保安、有读者、有科研人员、值得特别提出的还有施鹤安局长,他耐心做通我们的思想工作,为书店筹集装修经费,再到施工,他管理得面面俱到,很用心。在这些困难中,难以忘怀的还有吴宗济老先生、李薇、周弘、罗红波、冯国超、卓新平、于建容、张冠梓、江向东、王江松……”
黄老在念叨这些朋友的名字时,脸上浮起的欣慰是很动人的,她说若不是书店,她就不会与这些人产生交集,也不会有让她一直萦怀挂心的许多尘缘。在她的讲述里,没有大学者,也没有大官,都是恒常厚朴的邻家凡人,因为书相识相聚,没有高贵的功名,没有风云的事业,大半辈子浮尘在碌碌生涯之中,满心企慕的只是在半窗的绿荫下追慕纸上的风月。“我很珍惜人生中所有遇见的真诚和感动,也很感激生命中一起走过的亲人和朋友”,她这样说。
“后来,我们挪到了4号楼,现在的新店就是从4号楼里搬出来的,因为医务室要扩建为社区医院,所以才第四次搬迁到现在的新店,你问题里不是还有一个问‘新店与老店相比,最大的进步在哪儿吗?’我觉得进步就是地点的变化,从胡同深处往外挪,书店因此离读者更近了200米,而且,书店的网络也好了很多……”
除了见证社科书店的三次搬迁,曾经举办过的学者沙龙、读书会是老黄又一兴致勃勃的话题,桌上还有资料是关于举办学者沙龙的,她一篇篇翻给我看,一点不觉得麻烦。那些资料中有一些写着年份,一看都是十年以前的,边缘微有破损,但幸未损及内容,反而更见岁月深情,与她一起共事的同事们写给她的生日贺卡,也都被她精心地收藏着。
(老黄与社科书店的同事合影)
“你问我坚守十八年靠的是什么,我要回答的除了刚才说的领导和读者理解外,就是与我同事的员工们的支持。”她一边整理一边说出这句话。听她追忆往昔,积年累月的故事就像从樟木老箱子里翻出来的一样,亲友们跫然的足音仿佛就近在咫尺。
如今,实体书店的处境似乎很微妙,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在时代高速发展时,书店的变迁似乎更体现一个国家最基础的文化命脉。我请她这样有资历的老前辈讲讲北京城的书店变迁。她说:“书店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政府应该支持,因为支持书店就是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达必须要讲文化的发达。所以,我欣愿今后的书店发展能够得到政府的重视。我78年走进编辑这行,94年接手书店,一辈子都在与书籍打交道。书店的变迁最明显的就是从当初的单一的闭架守书到开架到多元到网络。记得70年代末《读书》杂志的创刊号叫《读书无禁区》,我想,今天的书业是真的实现了‘读书无禁区’。”
对于上世纪90年代末或者世纪初的首都北京,我们只能从文人学者的笔迹中去搜寻关于时代的朦胧记忆。在他们笔下,那是一个贫穷、朴实而善感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经常浮荡着浓浓的关爱和深深的恳挚。在有幸听了老黄讲她与书店的故事后,我对于时空之外的年代,对于爱书人的认知也更深了。
社科书店如今二次开业,老黄打心里开心,虽已荣退在家,但仍挂记着:“昨天下午她们给我打电话说下班晚了,我问为什么,回答说‘因为装修好了,环境舒适了,大家看书都舍不得走了’,我希望读书真像呼吸、吃饭、喝水一样自然、需要。书店在不断进化,书店的形式和内容都会发生变化,我相信北京社科书店能跟上世界这个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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