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发展战略,其主导者是政府。与市场对出版产业的影响相比较,中国政府的作用和影响要远为关键。
因此,要实现中国出版产业的优化升级,培养战略性出版集团,首先不是改革出版企业,而是改革政府,改革主管出版产业的政府有关部门。这是这一论题的因与果的关系。
按照《改革政府》一书的描述:政府是用来作出公共决策的一种机制;政府是向公民提供有益服务的方式;政府也是解决人们共同问题的方式。在中国,尽管政府的定义与角色的演变很复杂,但基本上履行的也就是以上的功能。
再来看中国出版业,由于出版业的意识形态功能以及主要出版机构的国有性质,中国政府与出版业在关系上有更进一层的特殊性。政府不但提供公共产品和有关服务,同时兼具行业管理者以及大部分企业的股东角色。因此,在转企改制前,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到各地新闻出版局,都有所谓“直属出版社”的说法。转企改制和集团化所要改革的一个内容,就是改变出版主管部门的这种“婆婆”角色。
所以,从逻辑上而言,首先改革政府,让政府找到它的适当位置,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让出版回归市场,更多地以市场的方式进行集团化改革与发展。
政府应退出一切经营领域,做出版业的“掌舵者”,而不是“划桨者”。应把自己定位为看不见的手,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只有当市场失灵时才以裁判员的身份出手相助。政府可以提供具有外部性的公共产品( 如内容数字化规范格式、基于云计算的中央平台、数字内容传输服务平台) 、公共服务系统(图书馆、博物馆)等。
政府应该顺应产业环境变化的潮流,促进产业融合。应该看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以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时代,应重视并适应数字化迅猛发展之下的内容产业的凸现。
改变原来条块分割的专业化管理架构。打破部门之间的官僚化分管体系,打通出版( 大众出版、专业出版、教育出版)与广电传媒(广播、电视、电影、报刊)以及信息通信产业的之间的割裂状态,通过采取市场手段的跨行业兼并重组,重构、优化内容产业的组织架构,促进和推动全媒体传媒集团的发展。积极打破出版业跨地区集团化发展的各种政策障碍和利益障碍,从而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同时放大优势集团的市场效应与社会效应。
通过改革政府、重新设计产业制度环境,打破地区垄断和行业保护,促进资本和人才在出版传媒领域内自由流动,刺激竞争,让企业通过增强核心竞争力来生存和发展,让失去竞争力的企业以市场的方式破产、消失,从而优化产业环境,提高产业水平。逐步消灭出版社号和书号的租金价值。
鉴于出版机构大部分为国有企业,政府应对国有出版企业集团以及各省份的出版业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评估指标首先应衡量政府的目标与利益。如:弘扬核心价值观、继承历史文化传统,从而维护民族—国家的价值认同;由出版产业的繁荣,保持思想稳定,满足民生需求,抵御外来文化的冲击。在此基础上,设立竞争力指标,如做大作强的量化指标;产业开放度的量化指标;产业融合度量化指标等。这一评估体系应取代类似“双百亿”这样不尽科学的粗放目标。
最后,政府应加快进行出版立法,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出版机构与政府之间建立一堵防火墙,以达到政府不用时刻为出版企业的企业行为背书其政治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