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这是一本关于民国战乱时期的个人史与非虚构。作者周牧1930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一个官宦人家，不久家道即衰落，由父亲挑起一家重担。作者详细记述了幼年随父母、亲戚一同逃难的生活，也记录了辗转在武昌省中、汉阳县中、伪省中的学习与成长过程。

这是一本关于民国战乱时期的个人史与非虚构。作者周牧1930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一个官宦人家，不久家道即衰落，由父亲挑起一家重担。作者详细记述了幼年随父母、亲戚一同逃难的生活，也记录了辗转在武昌省中、汉阳县中、伪省中的学习与成长过程。过学之心的旺盛，同学之间难得的情谊，以及在沦陷区生活的普通人心中的痛苦与愤懑，都有所描画。尤其是抗战结束后，作者进入湖北省高学习，在那里遇见了此后一生的挚友，与他们结下了深刻而真诚的友谊。战乱时期的亲情与友情之爱，几十年后娓娓道来，使人深深感动。

作者周牧，江苏吴县人，1930年出生于湖北一个败落的书香人家。祖父周仲岐曾参加辛亥革命，1938年前在湖北省政府担任过几任局长，曾任武汉市佛教协会会长。父亲周希文，黄埔军校六期炮科生，喜爱读书，对子女管教很严。生逢乱世，一生坎坷，无甚作为。周牧于194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1950年任武汉江岸铁路小学教员，后分别在汉口铁路中学、武汉铁路师范学院担任教师，1980年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直至退休。现仍在教外国人学习中文。

精选文摘

难民的生活

那时我外公在武汉圣慧善堂管账，他求善堂的罗经理把新火路的房子租给我们，这样我们的家总算安顿了下来。这时父亲带出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尽管一家人每天只吃一点

点小菜，荤腥从来不进门，这日子仍然很难维持下去。父亲便常常给沦陷时期的几家武汉报纸投稿，换点稿费，勉强度日。除此之外，他因为有的是时间，常常逛文物市场、旧货市场，居然学会了辨别文物真伪的能力。凭着这份本事，他开始倒卖起文物、字画来。住在难民区的人，大多数都穷，谁还有心思去收藏、欣赏文物字画，父亲想赚点钱也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的日子总过得紧巴巴的。

从一回到汉口，母亲就怀孕了，可怜她鸡蛋都很少进口，哪还买得起肉和鱼。再说即使偶然煨一次汤，一大家人，真正能喝进母亲肚里的也只有那么一点点，更何况母亲是当家人，上有老，下有小，她总是让老的、小的先吃，自己吃剩的。荆州的那场脾寒已经使母亲的身体很虚弱，做良民以后的生活又过得那么苦，所以孕育在母亲体内的小弟弟

肯定“先天不足”。在这种十分窘迫、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父亲只好去找已做了伪警备司令的叶蓬，求他派个差事；叶蓬答应得并不痛快，隔了两个月，才给了父亲一个闲差，每月薪资有限，家里只差没有断炊。

良民的日子真的很不好过，且不说出进难民区一定要给鬼子兵弯腰鞠躬，被他们搜身，莫名其妙地挨他们的打骂，受了羞辱还不敢吭一声；就是平时的日子也让人过得提心吊

胆，一夕数惊。生活物资的缺乏是当时的大问题，买东西不仅限量，还常常断了货源。比如食盐、食油，在当时就是俏销货，吃没油盐的菜在难民区那是经常的事。再就是缺医少药，疫病流行。一九三九年的夏天，难民区的街头常常发现大人和小孩的尸体，等着各家善堂去收尸。老百姓这样做，一来是他们确实买不起棺木，二来是家里死了人还不能让鬼子知道，否则鬼子兵会把一家人都抓走，说这些人身上有病菌，把他们统统烧死。最可气的是，夏天的中午还不敢睡觉，鬼子兵会出人意料地闯进家来检查，只要发现有人躺在床上，就会把这个人捆绑起来，送到某个地方秘密地烧死，然后还派警察来收烧人的柴火钱。这就是日本鬼子所宣扬的“中日亲善”。

中小学先后恢复上课了。父亲带着我去见二十三小的校长熊衡伯，算起来他还是我父亲的表哥，有这层关系，我想熊校长一定会对我多几分照顾，谁知大谬不然。我那时念小学三年级上，级任老师是一位很和善的女老师，班上约莫有二三十位学生，都还比较听话。最大的学生可能有十二三岁，我和汪德卿最玩得来，他只比我大一岁。我们学校没有开日语课，但经常教唱日文歌。我至今还能边舞边唱《春来了》，可见小时候学的东西印象有多深。

我们班有个曾姓的男生，发育得比较早，个子比我们高出一头。只要一下课，他总是跑到一个叫张德英的女学生旁边，聊个没完。张德英是我们班长得最漂亮的女生，眉毛又弯又黑又长，眼睛又大又亮又俊，眼角略略向上，好像总是在笑。我和汪德卿都懵懵懂懂，不仅从不留意女生，而且还和她们壁垒分明，但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一对少男少女的奇特关系，并且喜欢背后窃窃私议。终于从同学的嘴里，我们听到了一个使我们兴奋不已的词，“恋爱”，我们于是恍然大悟，原来男学生和女学生之间还可以有这种关系啊！

学校有个规定，每星期一早上第一节课以前，全校师生要集中在一个小院子里举行朝会，由校长熊衡伯给师生训话。这一天活该我倒霉，我本来听得很专心，我身后的一个同学捅了我一下，大声问我：“熊校长真是你的表伯？”我头也没回地回答了一句：“那还有假。”话刚说完，熊校长在讲台上大吼一声：“周牧，快上台来，”我刚一站到台上，他脸涨得通红地指着我的鼻子叱骂我：“你以为你是我的亲戚，就可以不守规矩，就可以在朝会上随便说话。我今天不打你，我以后还怎么管学生！”说完，“啪啪啪”一连

打了我二十竹板，打得我龇牙咧嘴，疼得钻心。但我强忍着没有流下眼泪。看那熊表伯的神情，好像这次打还不能解他的气，因为他的眼睛里还闪着余怒未息的凶光。熊校长这一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大多数同学都为我不平，都不约而同地站到了我这一边，都认为他这次打我打得很没道理，大声问话的人倒没事，小声回答的人倒挨打，有这样管学生的吗？级任老师和汪德卿更是我的支持者：“如果熊校长真要告诉你的父亲，我们都可以为你作证。”谢天谢地，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在学校挨打的事。自从这以后，再遇见这位熊表伯，我的神情总是淡淡的，他的神情总是讪讪地，鬼知道他那天朝会上为什么火那么大？他也因此永远失去了我对他的尊敬。

（本文编辑 思敏 eli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