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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3月24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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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本书作者高勇,1959年至1964年曾担任胡耀邦的秘书,同胡耀邦一起住过牛棚,下过干校,也曾随同胡耀邦一起参加庐山会议等重要活动,与胡耀邦共事多年,为胡耀邦的真挚朋友,与胡耀邦家庭也有着深厚感情。作者通过多年近距离的观察,记录了胡耀邦主持团中央工作以后一生的主要经历。
本书作者高勇,1959年至1964年曾担任胡耀邦的秘书,同胡耀邦一起住过牛棚,下过干校,也曾随同胡耀邦一起参加庐山会议等重要活动,与胡耀邦共事多年,为胡耀邦的真挚朋友,与胡耀邦家庭也有着深厚感情。
作者通过多年近距离的观察,记录了胡耀邦主持团中央工作以后一生的主要经历,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后和改革开放时期,胡耀邦的言行以及对中央重大决策的影响。不仅真实反映了胡耀邦纯笃而坦荡的一生,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新中国的一段曲折历史,其中不乏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本书繁体版于2014年1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精彩书摘:
在一个人的历史上,不定哪一步就是个转折。组织上调我给胡耀邦做秘书,就成了我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那是 1959 年 3 月 1 日,那天我去耀邦办公室报到上班。但酝酿和决定要我去做秘书,则是在1958年底的事。
1958 年是中国历史上“大跃进”高潮的一年。“大跃进”和总路线、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是狂热地说空话、吹牛皮、放大炮、浮夸风吹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据《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静海县陈官屯用 5 天时间建成了一座水力发电站。《浙江日报》报道,浙江省一个多月发展民办中学 8516 所。 农业上放的高产“卫星”,则更加令人瞠目。据《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流县红旗人民公社中稻亩产 13 万斤;河北徐水人民公社一亩山药产120 万斤,一棵白菜 500 斤,小麦亩产 12 万斤,皮棉亩产5000 斤。甚至一些历来的高寒贫瘠地区,原来粮食亩产只有几十斤或百十斤,猛然间,小麦、水稻亩产也达到几万斤、十几万斤。“卫星”越放越高,越放越玄乎。
人们纳闷:这是怎么了?莫非“三面红旗”是神旗?飘到哪里,哪里的土地就突然长出大批的粮食和棉花?
就在那种形势下,团中央在 11 月 25 日于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青年 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为了检阅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配合这次大会的召开,在贡院西街北京市团校举办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展览会”,我从团中央组织部被抽调到展览会任秘书组长。展览会总负责人是团中央统战部部长王传斌。我们都没有办过展览,从 7月份决定办展览会时起,我就陪王传斌去保定、安阳、郑州等地,学习经验,了解情况,收集展品。当时各地已举办过一些这类展览,也发现一些“尖端”产品,如 100 多斤重的大冬瓜,1.7 米长的大豆荚(现在叫蛇豆),2米高的烟叶等。由于“大跃进”破坏了经济生活的各种比例关系,那时铁路运输已十分紧张,农业展品大都非常笨重,像 2 米高的烟叶,要栽在一个大木桶内,连木桶和泥土一起运到北京。原定展览会和积极分子大会同时开幕,时间相当紧张,要把全国各地的各种展品全部运来,困难很大。不过青年团有青年团的办法,火车上的司机、乘警、列车员大多是团员和青年,这是青年团的优势。各地团委就与当地铁路局团委联系,居然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硬是把展品一件件运来了北京。为赶 11月 25 日开幕,我们日夜突击,进行布展。初步就绪后,请胡耀邦和团中央其他书记来审查。胡耀邦等认为展览会还太粗糙,许多地方需要改变设计,重新布展。当场决定,展览会延期到积极分子大会闭幕时再开幕。
就在我们日夜突击办展览会时,团中央在酝酿对我的工作变动。 1959年2月初,展览会结束,我回到了团中央组织部。一天,部长姚文远找我谈话,说:“耀邦同志那里现在只有刘崇文一位秘书,由于工作忙,刘崇文已累得患了神经官能症。因此,组织上准备要你去给耀邦同志做机要秘书。”并说:“这事已报请中央组织部审查同意,耀邦同志也同意了。”说完,他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感到非常突然,不知该说什么。
那时候对给领导同志做秘书的人,审查是很严格的,除了工作能力、思想作风等基本条件外,更要看政治上是不是绝对可靠,不但个人的政治历史必须清白,而且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也必须没有问题。姚文远问我有什么意见,这不过是一句例行公事的话。那个年代的人,都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自己只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既然中央组织部审查同意了,耀邦也同意了,我还能有什么意见。不过,毕竟我毫无思想准备,对耀邦也没直接、单独接触过,不摸他的脾气,到那里如何工作,心中没底。因此,我表示:“我怕做不了,做不好。”姚文远说:“这个问题已考虑过了,我们认为你可以胜任。”事情就这样定了。
此后,经过几天的准备,把手头的工作做了交接,我于1959年3月1日去向胡耀邦报到。
耀邦一般是在家里办公,不在团中央办公楼里。因此,我要干部科的杨文倩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
信很简单,是这样写的:
耀邦同志:
高勇同志去给您做机要秘书,现介绍高勇同志前来报到。
团中央组织部1959年3月1日
胡耀邦那时住在廼兹府关东店 20 号,即现在的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6号。这是一所三进的老式四合院。据说,清朝时是一个太监的宅院。由于年久失修,我去报到时,看到朱漆大门和院内廊柱上的红漆已有多处翘皮脱落。大门口左右有两棵古槐,前院是耀邦的母亲、岳母和孩子居住的。刘秘书的母亲也住在前院。当时刘秘书的爱人还在湖北工作,两地分居。我的爱人和孩子后来也搬到了这个院子居住。耀邦住在中院的北房。院子中央放一口太平缸,四角栽有两株海棠、两株丁香,一到春季,枝叶繁茂,花朵簇簇,群蜂乱舞,满院清香。到了秋天,海棠果实累累,白里透红,压弯了枝。但由于不曾嫁接,好看不好吃,果实苦涩难咽。
北房的正厅是耀邦的办公室兼客厅,西跨房是书房,几个大书架摆满了各种书籍和杂志。东跨房一分为二,一半是卧室,一半是卫生间。卧室很小,约有十来平米,放一张双人床就占去了一大半,另放了一个装衣服的五斗橱和一个床头柜,此外就只剩下走路的一个小窄道了。
我先见了刘崇文秘书,随后他陪我去见耀邦。耀邦坐在沙发上正在思考着什么。刘秘书说:“耀邦同志,高勇同志来上班了。”我说:“耀邦同志,我来向您报到了。”耀邦说:“好嘛!”
刘秘书示意要我坐在耀邦旁边的沙发上,他则坐在耀邦办公桌旁的古式木椅上。
刘秘书对耀邦说:“高勇同志今天来报到了,我们今后怎么工作,回头我们两人再具体商量。看看你要谈点什么。”
耀邦转向刘秘书说:“你们两人商量一下怎么分工,你把这里的工作情况向高勇介绍介绍。”耀邦又转向我说:“青年人既要敢想敢说,又不要自以为是。青年人容易自以为是,我年轻时也有这个毛病,随着阅历的增加,慢慢就克服了。但是,不敢想,不敢说,也不行,青年人应该朝气勃勃,敢想敢说。如果很拘谨,什么事也不敢想,不敢说,那就不可能很快提高。要多思考问题,多读书,要把思想搞得很开阔,把知识搞得很丰富。”稍一停顿,他又对我们两人说:“过去这里只有一个人,有些工作顾不上做,刘秘书的工作大约是机要工作占百分之七十,团的业务工作占百分之三十。今后高勇要把刘崇文原来那百分之七十的机要工作扩大为百分之百,刘崇文要把原来那百分之三十的团的业务工作也扩大为百分之百,这样成为两个百分之百,两方面的工作就都可以做好了。过去一个人工作忙不过来,现在两个人来做原来一个人的工作,事情不会很多。如果还有时间,干什么呢?那就要多思考问题,多读书。”
谈到这里,耀邦说:“好吧,是不是就谈这些,你们俩再去具体商量 一下。”
我一直坐着静听耀邦说话,心中默默重复着他的每一句话。直到和刘秘书走出耀邦的房间,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时我发现我的心情还真有一点紧张呢!
(本文编辑 思敏 el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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