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她是柔美的女子笔调，深入才发现她深厚的才情及惦念；她是和蔼的作家，走近了才体会她的严谨与温厚。世事洞达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张晓风女士的文字就是她生命经历的呈现，待人接物、感悟世界都落于笔端。

话虽如此，以张老师对其作品的严谨，于此期间，忙碌却也是丝毫不曾见少的。好在之前有过不多的数次与张老师的接触，多少也大致了解她对作品的严格要求，于是，在多次的信件往复后，这三部作品得以顺利出版。

做图书编辑多年，我始终以为，当初我之所以选择编辑这个行当，并且在多年后依旧对这个职业未曾厌倦甚至依旧满是热情，最大的原因或许还是性格所致，我向来就不大愿意从事一门只是日日重复的工作，如果这份工作在上下班还有很严格的考勤，那对于生性闲散的我似乎就是“灾难”。编辑这个职业恰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重复，最关键的是相对还比较自由。此外，对于不大爱学习的我来说，编辑还能以工作的形式强迫我不断地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在编辑身上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诠释：每一种不同的书，你所要面对的都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文本；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你有机会从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文本中见识并学习到不同的东西，虽然其中有好有坏，却终归是全新的体验。就比如与张晓风老师的合作，她所教给我的，除了所有作者惯有的对作品的细致之外，还身体力行地教会我之前更多是听闻而未尝亲身体验到的老一辈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对待万事万物的豁达与从容。

与张老师的结缘，源自数年前厦门大学徐学老师所编选的《张晓风的国学讲坛》，在我的直管领导詹秀敏社长（以我的编辑生涯而言，她是我的入门老师和一直以来的领路人，我常笑称身上自有的编辑“詹氏印记”）的提携下，当年我有幸成为这部集子的责任编辑，并得以与张老师有过几次电话往来。自那时起，从电话的简单对谈中，张老师的温婉和礼节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对于如我这般年纪并且有点文学爱好或情结的70后来说，对于张晓风老师的知晓按道理远不该如此迟到。当港台文学风于20世纪80年代席卷大陆时，当时就已经颇负盛名的她的作品就已经在大陆风行。只是其时我沉迷于更吸引青春少年的武侠和言情，彼时虽时有耳闻张晓风之名，但是真正阅读其文却是在20多年后，且也多因工作之故。不过，这样的延迟和偶得并没有稍减我对其文其人之入迷与尊重，或许这样的延迟才是更好的安排：在一个更懂得世间事之时节阅读她饱含家国情怀及社会世态的“笔如太阳之热，霜雪之贞，篇篇有寒梅之香，字字若璎珞敲冰”的文章，所获之感慨当然不是少不更事时所能够比拟。

此后数年，因为《张晓风的国学讲坛》多次重版重印的缘故，与张老师的联系也一直没有间断。2012年的某一天，詹社长说起直接与张老师联络一事，嘱我相机达成此事。恰好当年中山大学邀请张老师来参加一场学术活动，通过朋友辗转相告，我得以第一次与张老师见面，并陪同张老师于不到两个钟头内匆匆游览完了六榕寺和光孝寺。此次虽行程匆匆，但是却让我开始领教到张老师的好学细致与认真：只要是她不知道的事，她是必定会相询清楚明了的。更关键的是，她会在询问的同时，取出随身携带的纸和笔，认真地记录下来。对于日渐与纸笔疏远的我们来说，带来的不单单是对如张老师一般的学问人的敬佩，同时也有惭愧。我们总自诩电脑玩得溜熟，自诩记忆力惊人，却忘记了一个最简单最古老也最有力的增强记忆的方法：记录！而张老师倾听的姿态也是极有意思的：一手握笔，一手拿纸，上身稍倾向回答之人，大张着本就大且炯炯有神的满是疑问的双眼。后来我与同事小陈私下里感慨称，张老师虽早已过古稀之年，然而当她求学问时，其表情形态完全与一个求知若渴的学龄孩童并无二致。

2014年，在詹社长的指导下，我们有了出版张晓风老师作品的计划，那一年年中，趁着张老师到深圳参加活动的时机，我和同事小陈赶到深圳拜会张老师。经过简单的交谈，对出版其作品有了初步大致的规划。不过，此次会面，依旧匆匆。更多细节依赖的是与其助手的邮件往来。

真正与张老师有更多的交流并陪同在侧是在一年之后的2015年。

这一年的5月，从其助手志淑姐处得知，张老师在其妹陪同下将来韶关后转道深圳惠州，几番联络后得以作为张老师随从一路随行。那一次，两日来的相处，虽早有不多打搅，只管好好安排与陪同的自律，却因图书合同及细节以及随后南国书香节邀请她过来做活动等，不得不诸多打搅她老人家。短短两日的相陪，感受到最多的是她的严谨与好学。那一日晚饭后已是十多点，张老师突然说第二天要去三水看看葬于其间的某位国民党将领母亲、清朝御赐四品夫人的墓地。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惠州与三水距离不算太远，但是因为张老师一行两天后从深圳返台，此去三水意味着在两天时间内转一大圈。后来从小陈口中才得知，张老师执意要去三水看该御赐四品夫人的墓地，起因不过是她在丹霞山参加活动时见到一副对联提起过这位国民党将领，她从这副对联一路追寻，得知三水有该墓地，因而要去一探究竟。大学者之所以能成人之所不能成，类此处处皆学问恰为关键之一。

那几日恰是滂沱大雨，抵达三水后，托朋友所找到之人恰是该御赐四品夫人家乡村长，又恰巧与墓地主人有亲戚关系（后来我们都直称幸运，要不然，即便是当地人，要去找一处早已废弃多年且传闻早已消散的墓地也是不一定能够找到的），很顺利就找到了墓地所在。可是即便如此，去到处于山上的墓地却也是很费了些工夫。山路泥泞，一般车辆自是无法上去，正犹豫间，村长开上他那辆稍显破旧的工具车，很是自豪地当起了向导，并且以同样自豪的语气说只有他这辆破车才能开到山上去。其后的事实证明，村长过高估计了他这辆工具车的性能，只不过刚到半山腰，工具车便彻底陷入泥泞无法前行。这对于即便在平地也偶尔要靠拐杖的张老师可是个大难题，随行的我们甚至提出就地返回的建议。面对此情形，张老师倒是没有丝毫犹豫，无论如何都要去到目的地。于是，那一上午，张老师与我们一起，除了与泥泞山路做斗争外，也与布满墓地周遭的满地荆棘做斗争。其实，该墓地虽颇具规模（四进），至少在当时应该是极有影响（众多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诸多国民党要人题词），然而事过境迁，墓地早已荒废，题词也早已经模糊难辨， 实地考察所得之效果也许还比不上简单快捷的网络查询，以时下更多习惯于不求甚解、问答基本靠“百度”的学者而言，估摸其中的绝大多数不大可能费此大力气实地勘察。过后再想起此事，除了对老太太治学之认真严谨很是佩服之外，更深地体会到“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这句话，也大约感知到她之所以能成为散文大家，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或只能成为“码字工人”，或只能仅为稻粱谋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5月25日，在深圳机场送别张老师后，我与小陈商量，鉴于之前数次陪同张老师都太过于匆忙，两人决定8月的南国书香节期间，为张老师所安排的行程一定要宽松，张老师年纪大，身体也不那么好，需要喘息和休闲时间。不过两个多月后，我们的愿望变得完全没有了意义，张老师的行程同样安排的满满当当，甚至更甚，之前至少晚上不需要忙碌，这次则干脆把晚上也搭了进去。

8月18日下午，张老师及其妹树风姐转道香港抵达广州。中午她还在香港时特意给我打来电话，说是下午到广州后委托我带她去医院做个血常规检查，当时心里就有了忐忑：莫不是张老师身体有疾？那我们这次邀请她过来是否不妥？后来我从她助手志淑姐口中才得知，在来大陆的前一个星期，张老师因为急性糖尿病一直在住院，随后因为要来大陆勉强出院，但是每餐饭前都需要注射胰岛素以控制血糖。志淑姐还告诉我说张老师推掉了9月份大陆另一家机构的邀请，她本来让张老师把我们这趟行程也推掉以便养病，这个建议被张老师一口拒绝。在张老师看来，早就答应并且已经筹划好的活动不能随随便便就推掉，这既是对人不尊重，也会让人陷入难堪。如此一来，我的心里更是过意不去，一切讲座访谈行程都已经安排好，再行更改不大现实，只能尽可能地减少张老师的工作量，并对记者朋友叮嘱控制访谈时间，虽然在事后看来这同样也没有能够做到。其实在张老师心目中，她也是不愿意敷衍了事的。那日书香节主题讲座结束后，循例的图书签售时，我们看到等着签名的排队长龙，于是建议张老师在一套书三本只签其中一本即可，面对众多的热心读者，如此一来当然可以减少不少工作量。这样的建议当然被张老师一口就回绝了。在她看来，读者是因为看重你才排队等候，签名这样的小要求一定不可以打折扣。一番话下来，倒让我心下大惭。数日下来，算上出版社同事，朋友相托，外出各地朋友、读者等，张老师光在图书上签字就该有上千之数。再加上需要好好思考的报纸杂志所题写共勉类话题，后来想想，那些天实在是让她老人家太过忙碌了。

8月23日，中山港分手之际，我向张老师提起来年三月的大陆之行。在之前和张老师的聊天中，我们大约提起过，来年三月邀请她过来，一来参加广州一家报社的年度文学盛典，二来也举办几场张老师十分乐意做的一项国学推广活动：到几家高校做主题讲座。张老师听闻我再度提及该事，很委婉地说她暂时没办法答应下来，倒不是拒绝，而是她的身体反复无常，来年之约能否成行主要看她的身体状况。虽然心有遗憾，但是我还是衷心希望来年三月又能有机会陪同张老师到处走走看看，感受她身体力行所带给我的身教，能够近身聆听她轻身细语的教诲。更重要的是，来年之行的践约意味着她的身体状况安好，这才是我们最愿意见到的！

图书编辑其实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职业，虽然你时常会因为接下来该做什么、该怎么做而苦恼，也时常会因为看到本就越来越少的书店门外门庭冷落、门内图书堆积如山的景况所郁闷。但是，想想却是应该满足的：能够有机会做着你自己感兴趣的事，体验着每一天都可能不一样的事；能够无限制地结交越来越多的朋友（就如此次8月外出就得到多位作者朋友的大力帮助，在此谢过），如此每月还定期有工资拿，何其有幸！如果能有幸遇到如张老师这般的作者，见闻陪同或许你自小的偶像，然后从她（他）身上学习到更多你所不了解或者所忽略的，那更是三生有幸！

（本文编辑 郭政 eli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