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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汪耀华专栏】两个强势老头支配着一个昔日的秘书,而且都想招降。大概在1984年,上面正式确定要筹备成立三联书店。在这以前,一批三联书店老前辈如胡绳同志等就提出要恢复三联书店,但都只是呼吁而已。到了1984年,进入操作的阶段了,正式成立一个筹备小组,具体负责人是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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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读过沈昌文先生近年所著的《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以及张冠生先生整理的《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近日复读《八十溯往》(海豚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虽说只是一册被整理出的集子,但依旧保持着作者的轻松、幽默、率真的做人行事撰文的风格。
沈先生在《学徒生涯记》中写着:
我在最近一些文章中戏称,现今中国大陆存活的出版人,大抵可分三类:老的一代,可以称作“革命型”。他们大多是因投身革命而搞出版,或者是因搞出版而投身革命。他们谈起出版,总有强烈的使命感,大多可以说出许多可歌可泣的献身业绩。最新的一代,可以称为“学者型”。他们多半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科学士、硕士、博士……说起出版来,自然要同我辈觉得费解难明的“语言霸权”、“耗散结构”、“集体无意识”、“词义向心”之类语词挂钩,使人肃然起敬。中间的一类人,既可挂在前边,说自己在五六十年代某个岁月就已“投身革命”;也可挂在后边,说自己总算赶上了某个“后 ……主义”。不过认真说来,若非你今天瞧上去两鬓斑白,人们出于礼貌,语词上稍有尊崇,其实是两边都不会认你。我于是干脆把他们另列一类,称这些人为“学徒型”出版人。
放眼当今,革命型的出版人随着年龄的升级,大都已退位;学者型的出版人是有不少,但往往有职少权或难以被委托主职;学徒型的出版人在辛苦劳动多时后早已呈现隐退之势。
书中,沈先生以简炼的语句概括了三联书店复业时的情形(抗战胜利后,出版人从陪都重庆返回上海、南京等地时,称作复员):
在1980年初某一天下班的时候,范用找我谈,他说听说你要去商务印书馆,现在不必去了,我让你留在这里负责《读书》杂志。我马上去跟陈原商量了一下,他同意了。事后我想,这大概是他们已经商量好了的。
1980年3月,我调去编《读书》杂志,名义是新成立的“三联编辑部”主任。去了之后,我才发现,《读书》杂志实际上是三联书店的雏形,主办者的用意,实际上是要通过办杂志,逐步恢复三联书店。
《读书》杂志是1979年4月创刊的。它的实力十分雄厚。名义上是出版局研究室(那时的出版局相当于现在的新闻出版署)的杂志,由人民出版社代管。总头头是陈翰伯兼。他是老党员老干部,当年出版局的代局长。燕京大学毕业,爱德伽·斯诺的学生。斯诺当年到延安据说就是他张罗的。他一直在国统区工作,是一位老报人,国际问题评论专家,笔名梅碧华。但他在《读书》杂志不出面,居幕后,出面的是陈原,担任主编。此外,范用起很大的作用,他名义上是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我之所以进去工作完全是他安排的。他脾气耿直,人缘不佳,跟很多人有矛盾,跟陈原也有矛盾。我去了不久他就跟我讲,要我听他的不要听陈原的。这是比较麻烦的问题,是我面临的一个僵局。由这开始,就注定我在很长时间内处于一种“一仆二主”的处境,直到自己退出三联书店这一出版舞台。
两个强势老头支配着一个昔日的秘书,而且都想招降。
大概在1984年,上面正式确定要筹备成立三联书店。在这以前,一批三联书店老前辈如胡绳同志等就提出要恢复三联书店,但都只是呼吁而已。到了1984年,进入操作的阶段了,正式成立一个筹备小组,具体负责人是范用。
……到了1985年筹备工作比较成熟,到年底要确定哪一天正式宣布三联书店独立了,这个时候来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忽然宣布范用退休。他是人民出版社多年的老领导,1923年生,到1985年的时候才过六十不多。他突然退休,是非常意外的事情。退休的同时,又来一个意外:宣布三联书店独立,筹备工作完成,而新任命的总经理,居然是我。……
无论如何,我这个多年密切关注三联书店而无法实际介入其中的人,在1986年1月1日,居然当起它的总经理了。当然,我自知德薄能鲜,而三联又是老店,所以立即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成员大多是三联老人,而由范老任主任。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跟人民出版社分家,包括资金和版权。实际上,这些都是范用退休前规划好的。资金分得三十万元,版权得到一二百本书。范用不喜欢看翻译书,他就要了一些老三联版的著作。特别遗憾的是没要房子,一点房子都不要。范用的口号是要自力更生。后来我跟人民出版社商量,把人民出版社的宿舍的地下室租给我们。
三联书店复业后,沈先生先是跟着范用“做饭(范)”,后来又做“饭(翻)”、又做“菜”,陆续出版了《情爱论》、《宽容》、《戴尼提》、蔡志忠系列漫画等畅销书。
这个时候,我在上海新华书店从事图书推广,参与策划多届书展、书市,在沈先生带领下的三联书店始终是我争取的对象,邀请沈先生在上海中图公司的新华书店礼堂开讲怎样读《宽容》,邀请蔡志忠先生到上海签名售书,我把记者请到机场接机采访,刮起了一股“蔡旋风”,《戴尼提》的营销更是热闹。
外国新书还做了本《戴尼提》,这也引起轩然大波。原来,这书在美国曾引起过风波。上海有人认为,我们出这书也同这风波有关,其实是误会了,解释以后也就没事。至于《戴尼提》这本书,我觉得还是大可一读的。
那些年,我到北京就会到三联的阁楼喝咖啡,随着沈先生串巷寻食,也会去南竹竿胡同的三联发行部挑书……
后来,我开始了办报、编书和开设广告公司,沈先生也退休了。
现在,我等着沈先生的回忆录出版,无论是台湾大块文化还是北京三联出版的。
本文摘自《阅读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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