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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俞晓群专栏】在《思念与思考》序言中,我说出对老署长的五点敬佩:其一,我敬佩他写文章通篇没有官话,既不趋炎附势,也不藏头缩尾;落笔心胸坦荡,既不拔高自己,也不妄自菲薄;历经沧海桑田,依然可以做到气定神闲、不逾规矩!其二,我敬佩他为人的友好与和善,他说:“人的一生,要多交一些朋友为好。以诚相待,可以增添友情;心怀坦荡,必会相遇知己。多为朋友着想、做事,不求回报,但求理解与知心,这样才能活得安心与顺心。”其三,我敬佩他有着一根很硬的脊梁,敢于坚持真理,不为风向所动。其四,我敬佩他为官大半生,整天被人簇拥着、追捧者、逢迎着、约束着,还能够保持心态平和,说真话,不说假话,实在是本性使然、意志使然,绝不是装得出来的。其五,我更敬佩他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对于中国出版事业拨乱反正、改章建制和繁荣发展的重要贡献。
《思念与思考(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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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海豚出版社
作者:宋木文
出版时间:2014年12月
二〇一五年春节前,中央领导去老署长家中看望他,活动结束后,他给我打来电话,发来照片,我们聊了十几分钟。老署长说,领导拿着他的那本小书《思念与思考》反复翻看,他很高兴。许多朋友也打来电话,或在网上发布消息,称赞老署长是出版界的光荣。这一年春节后,大约在三月间,总局几位领导拜见老署长夫妇,我也参加了,他谈笑风生,丝毫没有身体不适的征兆。当时我还与老署长约定,等到天气好些的时候,请他出来坐坐,当时老署长夫妇满口应允。这一年四月份,我与故宫博物院王亚民先生见面,当时汪家明先生也在场,我们还谈到此事。亚民说,晓群,就等着你的安排,选一个时间,请一些老领导、老前辈来故宫坐坐。
直到前不久,我见到一位网友给我留言:“《思念与思考》,小书做得真漂亮。你也真胆大,敢给大领导写序,可见宋先生的胸怀。”听闻老署长去世的消息,还有一位网友写道:“在文汇读书报上,读到宋先生几篇文章,写得好。所以买了几套他的书,正在读。没想到他老人家这么快就去了,悼念!”
就这样,思之愈深,念之愈切。脑海中竟然浮现出《孔子家语》中那段故事:
孔子行,闻哭声甚悲。曰:“驱!驱!前有贤者。”至则皋鱼也。被褐拥镰,哭于道旁。孔子辟车与之言曰:“子非有丧,何哭之悲也?”皋鱼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学,游诸侯,以后吾亲,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间吾事君,失之二也;与友厚而小绝之,失之三也!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见者,亲也。吾请从此辞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诫之,足以识矣。”于是门人辞归而养亲者十有三人。
想到这里,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人的一生,事亲、事君和事友,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心中多少都会留下不同的感受和遗憾。我做出版三十余年,最喜爱与老先生打交道,总希望多陪一陪他们,多听一听他们的述说,多出版一些他们的著作。在交往过程中,工作往往是第二位的,能为他们做一些事情,能向他们学习一些人生智慧,能向他们尽一些孝心,换取心灵的籍慰,才是我最大的追求。其实也是那句话:“往而不可追,去而不可得见”,时时在我耳畔响起。人的生命有限,且来去无常,这一次老署长溘然长逝,我想到,还有那么多事情没来得及向他老人家请教,此时再惋惜、再心痛,都无济于事了。
现在《编辑学刊》约我写一篇回忆老署长的文章,又让我想起两年前,老署长约我为他的小书《思念与思考》写序的情景。当时我连称不敢,况且以往我与老署长直接接触不多,了解不够,唯恐写不好。但老署长专门给我写信,甚至将我的名字写到目录中,还在后记中提前感谢我赐序,声称“志在必得”。我知道老署长是在鼓励我。序写好后,老署长又打来电话说:“非常好,一本书,能让编者写序最适合。虽然我们直接接触不多,但你很会写,从我以往的著作入手,把我刻画得非常准确。”
你知道,一个人做事,自信心真是太重要了。当初有老署长的鼓励,我才有信心拿起笔,为他的著作写序;现在老署长不在了,我还要延续这一点信心,将过去我与他老人家接触的一点往事,原原本本地记录如下。
我第一次接触宋木文先生,是在一九九七年,那时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工作。十月八日,沈昌文先生发来一份传真,关于英若诚先生翻译莎士比亚著作的事。其中还附有一封英若诚先生给宋木文先生的信,以及北京三联书店董秀玉、周五一等领导的退稿批示。沈先生的信写道:“晓群兄:文化部原副部长英若诚同志,又是著名的翻译家和演员。我曾托人向他进言,把他的五个得意译作(都是剧本)汇集交三联出版。后来他生病住院,就没再提起。上个月,我与宋木文同志共进午餐,宋忽向我提起,英退休后向宋提出,希望宋为他张罗出这五个剧本。我告宋以前的情况,并说,既然过去三联提过,最好先问一下三联意见。宋同意。我就写一信给董秀玉,告以过去的情形,并附去木文同志和若诚同志的信。今日收到董回信,说是不想出版。(有关材料三页,附后请阅。)英若诚这五个剧本出版之事,在同董联系的同时,我也告诉了台湾郝明义先生。郝原则接受。在这同时,我听取了北京《世界文学》副主编申慧辉女士意见,建议郝在这本书中附一英先生演这五剧的VCD(‘人艺’保留有全部录像),郝极为欣赏这一点,乐意实行。(郝已出附VCD的图书多种)。当然,郝之乐意实行此事,还有一原因:英的父亲曾是台湾大学英语系主任,是49年后留在台湾执教(不是49年流窜去的,而是45年后去台大任教的)的著名知识分子,现在的李欧梵、白先勇等人,都出于他门下。出英若诚的书,在台北有一定影响。现在董秀玉即不愿出大陆版,我想在与宋木文再次商谈之前,先问一下你的意见。假如可以,当然最好也出一个有VCD的版本,同郝明义合作,成本亦可降低。否则,只出文字亦可。至于原书版权,我想不致太贵,因为几个现代剧早已成为保留剧目,不是新品种。英的稿费,也可商量,不会瞎要。此事既有木文同志介绍,相信不会办错。你上次对我说要出点讲究的东西,此书当为其一。沈昌文”。
英若诚给宋木文的信是七月十五日写的,他先介绍了五个剧本:《请君入瓮》、《推销员之死》、《莫扎特之死》、《哗变》和《芭巴拉上校》。他写道:“这五个剧本都是北京人艺演出的。北京人艺已表示全力支持,包括提供剧照,背景材料,重要的评论文章等。”老署长于九月三日在英若诚信上批复:“此件及8月11日来信及评论文章均送沈昌文同志。如能出版,应是高品位图书。请按昨所说,先商董秀玉同志(代致问候),如有困难,再走下一步。同若诚联系事,由我向他打招呼。进展情况望告。”
十月二十七日,我与柳青松去北京。当天中午在沈昌文先生引导下,我们拜见了宋木文先生,还有《世界文学》主编申慧辉。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老署长,很紧张,他对我说:“沈昌文说俞晓群做事靠得住,就把书稿交给你吧。”另外,那次见面除了落实《英若诚译剧本》,我还与老署长和申慧辉谈到《世界文学》中的资源,他们拟编一本《苏俄插图选》。回沈阳后,即收到申慧辉的一封来信:“寄上《世界文学》几册,请拨冗阅读、指教。《世界文学》是继承鲁迅《译文》遗风,由茅盾先生任文化部部长时复刊、后又更为现名的老刊物。如同国营大企业一样,它老得几乎快不行了。我辈虽有心为其奉献,却无力一挽‘狂澜’。因此,只是在尽绵薄而已。然而,它毕竟有其特长,其中的信息,或许对您有点用处。”
《我们是中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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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海豚出版社
作者:刘杲 著
出版时间:2011年10月
二〇一一年,在刘杲先生八十岁之际,我为他出版一本小书《我们是中国编辑》。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国编辑学会召开“刘杲同志编辑思想研讨会”,我去参加了,见到宋木文先生。他在发言中,还赞扬我为刘杲先生的书做得好。散会后我跟老署长打招呼,希望能有时间去拜见他。老署长很高兴,欣然应允。但此后一直没有机会。直到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那天,我突然接到老署长的一封电子邮件:“晓群同志:看到新闻出版报发表之大作《我爱创新,我更爱传承》,当即在文题上端批注:‘极好!’近日我有两文发表:《出版业科学发展之探索》(《中国出版》2013年11月上)、《论“转企改制”中的变与不变》(《出版发行研究》2013年11期),似与大作观点相通,送上,请批评指正。此次同你的沟通渠道,系请刘杲同志提供。祝冬安!宋木文”。
读到老署长的来信,我非常高兴。他提到我的那篇文章《我爱创新,我更爱传承》,是我为李鲆先生主编的著作《编辑是一门正在创新的艺术》写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创新与传承的关系,我强调说,没有传承的创新,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老署长赞成我的观点,但他的文章才真正是在理论的高度上,探讨这个问题,而我只是一点有感而发而已。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回信写道:“老署长:您好!读到您的来信真高兴。感谢您对我的鼓励,其实多少年来,您一直是我们这些后来者的精神支柱,也是我们做事情时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我们的许多想法与实践,都是在您和刘杲等老领导、老前辈的熏陶与支持下产生的。读到您的两篇大作,更让我敬佩不已。我最感叹之处是在近十几年来人们思想混乱的情形下,您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对问题的看法如此冷静、准确、坚定,确实让晚辈赞叹。所以我们私下里经常会怀念您的时代,当时您的许多思想对我们影响巨大,甚至对我们一生所为都做了定位。很希望能有机会拜见您,并且为您做一点事情,比如能由敝社出版您的一部小书,一方面弘扬您的思想,更是表达我们对您的敬意!顺祝老署长身体健康!晓群”。
收到我的回信之后,老署长很快打来电话。他一方面感谢我愿意为他出版一本小书,另一方面他说自己刚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八十后出版文存》,没有很多新写的文字,他会把新著寄给我,让我先看一看。为此,我在二〇一四年一月一日,给老署长写了一封邮件:“老署长新年快乐!您的大著收到,非常高兴,非常喜欢。我已买过一本,现在又有了您的签名本,太好了。这是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商务做得也很好,很庄重大气。我想您还有一些小文章,或选出一些来,尤其是忆旧方面的,我非常愿意给您出一本小册子,十万字左右,像刘皋先生《我们是中国编辑》那样,表示我们的敬意,也一定会得到读者欢迎。没关系,遵候您的指令。顺颂冬安!晓群”。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八日,老署长寄来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著,还有一些材料,其中附有一封来信,基本同意让我为他出版一本小书,以回忆人物为主线。读过老署长的信后,我在一月二十二日回复:“老署长:您好!您的来信、大著和一些材料都收到了,逢此新春之际,能够收到您的这么多资料,真让人兴奋不已。很高兴您同意让我们出版一本您的小书,这是读者的幸福,也是我们的荣幸。书稿内容主要尊重您的意见,怀旧也好,您的重要见解也好,您的人生情趣与追求也好,都可以,考虑到一点可读性就可以了。许多出版人都非常想从您那里汲取更多的精神营养,更多地了解您的思想与故事。字数在十万字左右很好。我随后奉上合同,您根据您的写作时间定夺。万望不要过劳。顺祝新春佳节快乐!晓群”。
二月七日老署长发来一封邮件:“忠孝同志并晓群同志:春节前后,我对小书的内容作了进一步思考,仍按1月18日信所言‘以联系历史变革回忆人物’,但明确以回忆人物带出历史变革,故将书名定为《思念》,选收文稿26篇,思念逝者28人。我在这里思念的老领导给我以关怀,老同事给我以理解,老部下给我以支持,还有三位在合作中同我结下深厚情谊的国际友人,我理应以对他们的思念作为本书的主题。所收文稿,多以我的几本文集相关文稿为基础改编(多少不同,亦有全文照收),也有几篇是近日写出的。为了便于了解内容重点,我逐篇加了副题。附送小书目录,请审阅。全部文稿不迟于本年3月底前送上(电子版),如进展顺利亦有可能在我去三亚(2月17日)之前送达。我想另写一篇简短后记,介绍本书的由来与重点,感谢海豚社的厚爱相助。我诚请晓群为小书作序,并已先行列入目录,意在必得,望能应允。以上如无不妥,我即签署已收到的贵社出版合同,快递送上。祝新的一年更有新进展。宋木文”。
二月十四日,老署长又来信写道:“忠孝并晓群同志:小书文稿已初定,选题原则已征得晓群同意,昨日写出的《作者编后小记》又作了说明。再次恳请晓群为目录中的序文填补空缺。请‘小书系列’策划者及本书的决策者写序是最好的选择。现送上电子版,请审定。编选匆忙,请责编及有关同志严格校正把关。我2月16日赴三亚暂住约三个月,电话、电脑渠道均畅通。我给忠孝同志签名送上《八十后出版文存》,请指正。合同已签。同书另寄。祝马年大吉!宋木文”。
老署长在书稿拟目的第一行写着:“诚请晓群作序”,这给我太大的压力,让我整整思考了大半年,直到这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我才把序写好。我发给老署长征求意见,邮件写道:“老署长好,为您的大著写的序,先奉上,敬请改正。写得长了一些,您看哪些内容不合适,可以删除。写此文,我内心一直忐忑不安,唯恐文不达意,言不尽意,无法言明老署长大著意蕴,发给您看看。顺颂秋安!晓群”。老署长阅后非常满意,只做了个别字句的改动。
还有两封值得记忆的信件:一是老署长亲自写的“作者简介”,其中自勉“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再一是将书名《思念》改为《思念与思考》,他在八月十五日来信:“晓群、忠孝同志:近日闲下来,又重新翻阅了《思念》文稿和晓群几次相关来函,觉得已送文稿对晓群来函肯定和重视的我等在任时的“许多思想”反映不够,正好,我为口述出版史编选了题为《我的出版观》的资料,均选自我的几本文集,约1.6万字,现送上,如你们二位认为有必要,可以改变用途,收入我的这本小书,同时删去原送稿中的后10篇,以保持在10万字之内(细算之后,如不超编,亦可考虑保留其中个别)。鉴于这样做会给出版社带来很大麻烦,我只是提出想法,一切听从你们的安排。如你们决定做如上增删,还可考虑补入反映我现实观点的在《中国出版》发表的《出版业科学发展之探索》一文,小书出版时间亦应推后,原书名可考虑改为《思念与思考》(修改作者编后小记时做适当说明),原文题亦需调整,均取消‘思念’二字,改为《胡乔木对新时期出版工作的历史性贡献》、《王匡率先开展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等,对这些我都会迅即提出建议稿。也许是我闲来无事找事,如不是很有必要,小书印制又进入尾声,就不再折腾了。宋木文”。
在《思念与思考》序言中,我说出对老署长的五点敬佩:其一,我敬佩他写文章通篇没有官话,既不趋炎附势,也不藏头缩尾;落笔心胸坦荡,既不拔高自己,也不妄自菲薄;历经沧海桑田,依然可以做到气定神闲、不逾规矩!其二,我敬佩他为人的友好与和善,他说:“人的一生,要多交一些朋友为好。以诚相待,可以增添友情;心怀坦荡,必会相遇知己。多为朋友着想、做事,不求回报,但求理解与知心,这样才能活得安心与顺心。”其三,我敬佩他有着一根很硬的脊梁,敢于坚持真理,不为风向所动。其四,我敬佩他为官大半生,整天被人簇拥着、追捧者、逢迎着、约束着,还能够保持心态平和,说真话,不说假话,实在是本性使然、意志使然,绝不是装得出来的。其五,我更敬佩他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对于中国出版事业拨乱反正、改章建制和繁荣发展的重要贡献。
当然,我也深深敬佩他一生为人平和,人们称他老宋,也称他像邻家大哥一样,让人感到温暖。我想起在二〇一四年,老署长时常会来到海豚出版社处理书稿,但他只去见编辑,还嘱咐小编辑不要打扰社长。这一年九月二日,我的序改好了,与老署长夫妇相约中午小聚。老署长知道沈昌文先生会来参加,他就提前在网上订购一本海豚刚刚出版的沈昌文《也无风雨也无晴》,在家中认真翻看,还记下了他的阅读笔记。见面时宋、沈交谈,我看到沈先生一反往常嘻嘻哈哈的态度,对老署长极其亲热。我记得老署长谈到沈先生书中写的两个人物,指出文中正误之处,还劝沈先生不要感情用事云云。当时沈先生认真聆听,对老署长充满尊敬之意。
这些生动的画面,都如天上的烟云,在我眼前片片飘过,渐渐远去,不会再回来。
(本文编辑 eliza)
(本文原载于:《编辑学刊》2016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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